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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相通的成分，相互借鑑。吸收各自的優點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截然不同的事物也有“彼此彼此”的時候，在這裡就不是一句客套話了。

厚此薄彼，《左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鄭國夫人武姜生二子，老大鄭莊公，老二共叔段。只因老大出生時難產，“其母驚，遂惡之”。而偏愛老二，欲立為王位繼承人。當武夫人的偏愛遭到否定後，她便將京城一片土地封給了共叔段，後來共叔段羽毛豐滿，舉兵造反，武姜還居然開啟城門充當內應，多行不義必自斃，最後失敗的當然是共叔段。親生骨肉，尚有親疏，何況我們對待和處理其他許多問題呢？親疏厚薄也是自不待言的。比如先入為主者易親，後入者易疏；輕車熟路易親，陌途生路易疏；老字號的東西易親，新字號的東西易疏。改革開放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我們有的同志正是對舊的政策、體制熟悉瞭解，執行起來自覺認真；而對新出臺的政策、體制卻陌生甚至懷疑，執行起來就不那麼自覺認真。武夫人厚此薄彼、親疏失誤的教訓是深刻的。我們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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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要過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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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24日一早，讀初中的兒子就嚷著要過聖誕節。口味很細：一要製作聖誕樹。青枝綠葉的杉樹上纏繞彩燈，披掛緞帶，最好吊上幾樣玩具；二要贈送聖誕禮物。讓我夜裡穿上紅袍，扮成聖誕老人，偷偷給他襪子裡裝50元錢，隨他自己去買；三要過平安夜。當晚一家人陪他打撲克、玩電子遊戲到天明。

過聖誕節我不反對。《三字經》裡言：“性相近，習相遠。”漢人過春節，基督教徒和洋人過聖誕節，本是約定俗成的事，不必大驚小怪。但我兒是純種漢人，非黨非社，非盟非教，本國長大，省立學校就讀，卻為何要“洋盤”起來，決意過過聖誕節呢？

他的回答是：“同學們都這樣嘛！”

此話我尚未調查，確實與否不敢斷言。但當我從大街小巷轉一圈回來後，就徹底明白了：花店裡確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在買聖誕樹，對對青年男女在挑選。頗有一番節日的景象。

知兒莫如父。我兒對節日向來是淡漠的。只有“六一”節、春節他稍微留意一些，其餘的諸如清明節、端午節、“八一”節、中秋節乃至國慶節等，他都從未提過任何要求，好像過不過都行。而現在卻盯著條件要過聖誕節，這裡除孩子們圖新鮮、湊熱鬧的心理因素外，難道就沒有別的什麼值得深思的地方嗎？

有的。我想還是應當從目前社會上的崇洋思潮上去找找原因。我們只要開啟電視機就會發現，供成人看的節目不講，單就兒童看的節目，多是從外國翻譯過來的，自然充滿著外國情調。而國產的兒童影視、戲劇節目呢？少得可憐。我們再去讀讀某些“大腕”們的作品，什麼人看的都是這樣，句子多是歐化的，喻體多是外國的，就連作品的人名，也充滿了洋味。如果你有可能帶孩子去大飯店進餐，又會發現，某些闊人的用酒，也多是進口的。那價格，是國產酒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在這種環境裡成長起來的孩子，如何不想過過洋人傳來的節日呢？

我也當過兒童，至今忘不了有篇課文叫《最後一課》，都德寫的。說的是普魯士士兵侵佔法蘭西后，貼出佈告不準法國人講法語了。平時逃學的小弗朗士這天聚精會神地聽老師講“最後一課”，眼睜睜看著老師寫完“法蘭西萬歲”。那時讀這篇文章，觸動不大。成人後再讀，熱淚竟奪眶而出。現在，望著兒子失望的目光，我就想，如果哪一天，我們的孩子包括相當數量的青年，對自己的傳統節日，無論是民間的，還是“官方”的，都視若平常；而對外來的聖誕節、狂歡節、情人節、愚人節之類的“洋貨”卻發起“燒”來，中國不需“普魯士”士兵入侵，民族也依然存在，但傳統文化的精髓，凝聚著民族魂的華夏意識，恐怕也就是“最後一課”了。

本民族的文化，包括本民族的節日、語言，是這個民族發育成長的軌跡以至靈魂所在。古今中外的賢人聖傑，誰不珍惜呢？1921年，蔡元培先生赴美國為北京大學招聘教師。有位少年才俊的中國留學生在交談中以英語為榮，素以開明著稱的蔡先生便當即決定，不予錄用。在那一代學者看來，一個鄙視中國語言的人是沒有資格在中國的大學傳道授業的。

當然，我們不能把節日和語言等同著待。但是節日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這樣說，器重自己的節日，就是器重自己的存在，洋人到了中國，依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