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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農寺者，北宋主持變法的國家機構也！

宋神宗時期，司農寺下達了一道變法命令：全國各地供神的祠廟，一律承包給私人，每年上交給官府一定數額的香火錢。官府得到這些錢後，便不管承包者去經營什麼專案，於是乎，昔日莊嚴肅穆的祠廟，頓時變成了承包者們賺錢的商店或市場。一時間，各祠廟裡喧鬧聲、哭喊聲、調笑聲、討價還價聲不絕於耳，烏煙瘴氣。更有甚者，將前朝帝王的陵園也加以開墾，唐太宗李世民等人的陵墓就變成了“被開墾的處女地”，參天齊地的樹木被砍伐一空，簡直慘不忍睹！

我無意攻擊王安石而為司馬光說項，也不必為俺們川籍文人老哥子蘇軾打抱不平，但僅就司農寺為當朝增利生財而置祖宗祠廟、陵墓之體面而不顧的做法，頗為“憤憤然”也！

封建王朝歷來十分注重祠廟和陵墓的保護，把它們視為祭祀天地、祖先的神聖殿堂。秦始皇千里迢迢泰山封禪，漢高祖戎馬倥傯拜謁軒轅陵，漢武帝南巡潛山祭祀天地，徐延昭冒死探守皇陵……都留下了多少傳頌千古的佳話。不然，我神州大地何以出現“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瑰麗景象；當今北京也不可能有“天、地、日、月”四壇交輝的奇觀。由此可見，祠廟、皇陵、古墓，已經是一種歷史積澱、文化場所，是絕對不可以任意褻瀆的。

這些道理，司農寺的官員恐怕是知道的，但是，承包的命令還是下達了，執行者們更是變本加厲地執行了，嚴重的後果當然也就出現了。出現這一“不該為者而為之”的歷史原因是什麼呢？

史學家們說是北宋的“積貧積弱”。我非常贊同。只要讀一讀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就可以看出：“天下財力日益困窮，而風俗日益衰壞，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文中還說，學校本來很少，有的學校又沒有教師。官員規定的俸祿非常低微，不兼營農業、商業是難以維持生活的，而且拖欠又相當嚴重，大約要任職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祿。軍隊由宋初的20萬增加到125萬，軍費佔國家財政收入的80％。在這樣極度貧困的情況下，難怪北宋的變法者們要看中一座祠廟一年七八貫錢的租金了。

由此，我是否可以這樣說：國家的“積貧積弱”帶來了變法者們的急功近利，下策之舉。用今天的話講，可否是用犧牲精神文明來換取物質文明呢？當然，變法者的初衷也未必如此。他們無非是覺得，這些祠廟、陵園閒著、空著太可惜了，只要開發出來，經營有方，管理有道，既能祭祀，又能增財，於國於民都會有利。然而在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度裡，當道德文明的常軌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改革者的動機與效果往往是很難統一的。果然，司農寺的變法措施在貧困的執行者（也許還有部分貪婪者）手中，很快變了“味”。他們對於政策中規定的承包開發寺廟的若干“不準”，完全置於腦後。什麼專案能賺錢，管理者就任憑他人經營什麼專案；哪些口岸利潤大，承包者就搶先租賃哪些口岸。真是有利可圖者幹，大利可圖者大幹，暴利可圖者喪盡天良地幹！難怪乎王安石也只好說：“窮則為小人”矣！貧窮的小人鑽起政策的空子來，實在太厲害了！由這些窮困的小人去執行變法的政策，進行變法的實踐活動，好的政策可能變味，有弊端的政策可以失之荒謬。王安石變法的最終失敗，是否與此有一定關係呢？

話又說回來，這一變法失誤的始作俑者依然是司農寺。應當明白，承包是變法的一項內容，但並非一切變法都可以採用承包。歷史的經驗證明：上層建築其中包括不少製造精神文明的機構，是不完全適合於承包的。我們今天的某些出版社、圖書館、高雅藝術團體、革命歷史展覽館等等，由於承包而顯出的弊端已經令人震驚了。司農寺當年是否對類似機構也進行過全面承包呢？我未曾考證，不敢妄言，但有一點可以斷定：宋神宗的125萬軍隊沒有承包，三寺六部沒有承包，郡縣官署沒有承包，國史編修、著作郎之類的官職也沒有承包。古今中外，這些都是絕對承包不得的呀！

承包不是變法的全部內容。宋神宗看來是在變法的過程中逐步醒悟了。所以，當應天府長官張方平和御史中丞鄧潤甫憤然上書此項變法的弊端時，神宗皇帝龍目一覽後批示道：“怠慢神靈，汙辱國家，還有比這更惡劣的嗎？”於是，祠廟、陵墓的管理又恢復先制！

原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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