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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新城四縣，屬吳州。

隋王朝建立後，於開皇九年（589）廢郡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現。下轄錢唐、餘杭、富陽、鹽官、於潛、武康六縣。州治初在餘杭，次年遷錢唐。開皇十一年，在鳳凰山依山築城，“週三十六里九十步”，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業三年（607），改置為餘杭郡。六年，楊素鑿通江南運河，從鎮江起，經蘇州、嘉興等地而達杭州，全長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橋成為大運河的起訖點。

唐代，置杭州郡，旋改餘杭郡，治所在錢唐。因避國號諱，於武德四年（621）改“錢唐”為“錢塘”。太宗時屬江南道，天寶元年（742）複名餘杭郡，屬江南東道。乾元元年（758）又改為杭州，歸浙江西道節度，州治在錢塘，轄錢塘、鹽官、富陽、新城、餘杭、臨安、於潛、唐山八縣。州城的範圍也隨之擴大，由原來的城南沿江一帶發展到今天的武林門一帶。由於運河的溝通，杭州成為貨物集散地，社會經濟日趨繁榮，人口也逐漸增加，唐貞觀（627…649）中，已有15萬餘人；到開元（713…741）中發展到58萬人，此時的杭州，已與廣州、揚州並列，為我國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長慶二年（822），詩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大規模浚治西湖，並築堤建閘，以利農田灌溉。又繼李泌之後重修六井。從這時起，西湖之名益彰於世。

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偏安東南，建都杭州。當時的杭州稱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錢塘，轄錢塘、錢江、餘杭、安國、於潛、唐山、富陽、新城八縣。在吳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統治下，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開拓建設，杭州發展成為全國經濟繁榮和文化薈萃之地。歐陽修在《有美堂記》裡有這樣的描述：“錢塘自五代時，不被幹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樂。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海商賈，風帆浪泊，出入於煙濤杳靄之間，可謂盛矣！”。吳越王錢鏐在杭州鳳凰山築了“子城”，內建宮殿，作為國治，又在外圍築了“羅城”，周圍70裡，作為防禦。據《吳越備史》記載，這個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錢塘江至江干，瀕錢塘湖（西湖）到寶石山，東北面到現在的艮山門。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稱。

吳越王重視興修水利，引西湖水輸入城內運河；在錢塘江沿岸，採用“石囤木樁法”修築百餘里的護岸海塘；還在錢塘江沿岸興建龍山、浙江二閘，阻止鹹水倒灌，減輕潮患，擴大平陸。動用民工鑿平江中的石灘，使航道暢通，促進了與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護西湖，使不被葑草淤塞。

吳越三代五帝都篤信佛教，現在杭州西湖周圍的寺廟、寶塔、經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蹟，大都是那個時期的建就。當時的杭州就有“佛國”之稱。

在北宋時，杭州為“兩浙路”的路治；大觀元年（1107）升為帥府，轄錢塘、仁和、餘杭、臨安、於潛、昌化、富陽、新登、鹽官九縣。當時人口已達20餘萬戶，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經濟繁榮，紡織、印刷、釀酒、造紙業都較發達，對外貿易進一步開展，是全國四大商港之一。杭州歷任的地方官，十分重視對西湖的整治。元祐四年（1089），著名詩人蘇東坡擔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橫跨南北的長堤（蘇堤），上有六橋，堤邊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又開通茅山、鹽橋兩河，再疏六井，使滷不入市，民飲稱便。

經過北宋150多年的發展，到了南宋時，開始了杭州的鼎盛時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置行宮於杭州，為行在所，升為臨安府，治所在錢塘。轄錢塘、仁和、臨安、餘杭、於潛、昌化、富陽、新城、鹽宮九縣，地域與唐代大致相當。紹興八年（1138）定都於此，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擴充套件，當時分為內城和外城。內城，即皇城，方圓九里，環繞著鳳凰山，北起鳳山門，南達江干，西至萬松嶺，東抵候潮門，在皇城之內，興建殿、堂、樓、閣，還有多處行宮及御花園。外城南跨吳山，北截武林門，右連西湖，左靠錢塘江，氣勢宏偉。設城門13座，城外有護城河。由於北方許多人隨朝廷南遷，使臨安府人口激增。到鹹淳年間（1265…1274），居民增至124萬餘人（包括所屬幾個縣）。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錢塘、仁和兩縣而言，人口也達43萬餘人。

人口的增多，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南宋都市經濟的繁榮，不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當時臨安手工作坊林立，生產各種日用商品，尤其是絲織業的織造技藝精良，能生產出許多精巧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