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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競生骨子裡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對於社會責任，雖也有所擔當，但卻更重視個人的價值取向和自由發展。因此，儘管心裡感激李大釗的信任，表面卻不置可否。沉吟了一會兒，張競生鄭重地對李大釗說，如果能答應三個條件，他可以考慮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大釗眼睛一亮，滿懷期待地說：“什麼條件，你儘管說。”

張競生：“第一，黨的名稱定名為‘中國共產黨’，不要叫‘中國蘇維埃’，如果定名為後者，帶有明顯的殖民地性質。”

李大釗：“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去年正式建黨時，就已明確定名叫‘中國共產黨’。”

此時，中國共產黨正在建立的初始階段，並且處於秘密狀態，因此連張競生這樣的政治活躍分子也不太瞭解內情。

張競生繼續說：“第二，在新疆創立根據地，進可逐鹿中原，敗可退守蘇聯，這樣黨可處於進退自如的地位；第三，派遣黨員到軍隊中任職，一俟時機成熟，裡應外合，發動兵變，掌握政權。”

李大釗對張競生富於遠見的建議深表讚許，表示要與黨的領袖和蘇聯代表商量反映張競生的意見。李大釗始終感到張競生人才難得，因此沒有放棄對張競生的爭取。

席上，沒有大餐，沒有飲酒，但兩位知心的同事兼戰友卻感到滋味無窮，欲罷不能。

這時，趙紉蘭大姐斟上了兩杯淡茶，李大釗和張競生以茶代酒，鄭重其事地碰了杯後，一飲而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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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生水起（1）

在北大教授中，除了李大釗，張競生認識較早、交往較多的要數胡適。他們同是留洋博士，同在哲學系，年齡也相差無幾，因此，彼此頗有惺惺相惜的味道。當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胡適博士無疑是風頭最勁的一位。他年紀最輕，二十六歲就被聘為教授，與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有北大“老兔、中兔、小兔”之雅稱（蔡1867　年生、陳1879　年生、胡1891　年生，都屬兔）；名氣最大，以一篇《文學改良芻議》高揭白話文的旗幟，與蔡元培、陳獨秀、魯迅並列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學術新銳，他一手寫白話文，與林紓等復古派叫陣，一手寫系列考據文章，向國學權威王國維挑戰，更以一部被蔡元培稱譽為“截斷眾流”的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奠定了在學術界的地位。毋庸諱言，胡適也是麻煩最多，他先是與劉師培、黃侃等展開了“白話與文言”之爭，後又與李大釗、陳獨秀展開“問題與主義”之爭。也有很多瞧不起他或者看不慣他的，認為他是徒有虛名的文士，熱衷利祿的政客。國學大師、史學系教授陳漢章有一次上課時，舉著胡適剛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頗為不屑地說：“我說胡適不通，就是不通，只看到他的講義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現在又有《哲學史大綱》，豈不成為大綱的大綱？不通之至。”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則批評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寫得膚淺，並且斷言他出了中卷以後，下卷就會寫不下去，因為他既不懂佛學，又不懂宋明理學，果然，下卷始終沒能出版。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也只出了上卷，因此，被譏笑為“上卷博士”。

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胡適一夜之間暴得大名，風雲際會，長袖善舞，不免使人眼花繚亂，也很讓一些老冬烘產生了那麼一點酸葡萄心理，連梁啟超這個“開中國風氣之先，文化革新，論功不在孫黃後”的政壇學界風雲人物也不惜自低身價，打上門去，對胡適的新著評頭品足一番。

1922　年3　月4　日，梁啟超應北京大學哲學社的邀請，到北大第三院大禮堂作演講，題為《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為了擴大影響，梁啟超事前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啟事，大意說，凡是想前往聽演講的當備該書一冊，訊息一出，商務印書館所存該書銷售一空，向各分館求援仍然供不應求。

北大哲學系很有幾位名教授，而且有“打哲學對臺”的傳統。

據說在北大紅樓的三樓四樓，胡適和梁漱溟便打過哲學對臺，西裝革履的胡適博士在四樓上“中國哲學史”，布鞋布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