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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不能有效回收，這次活動就有面臨失敗的危險，孫伏園越想越著急，遂於1　月29　日在《京報副刊》刊登《啟事》：“青年愛讀書”投票已於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戰事影響，寄遞遲緩者，在二月十日以前仍一律收受，發表期改在二月十日以後。又，“青年必讀書”僅收到胡適之、梁任公、周作人諸先生等數票，全國熱心教育諸公，無論收到本刊的公啟與否，務望從速選填賜下，不勝盼禱。

孫伏園雙管齊下，一邊在報上刊登啟事加以催促，一邊在報上登出討論文章，答疑解惑，引起注意，擴大影響。1　月6　日，《京報副刊》刊出了讀者汪震《二大徵求的疑問》的來信。信中問道：“我對於這一次徵求不明瞭的地方就是‘青年’。你所謂青年是指的哪一個時期的青年呢？”孫伏園在報上回信說：“我的本意，‘青年愛讀書’是希望全國的中學生、大學生和與大中學生年齡相近的人投票，‘青年必讀書’是希望熱心教育的學問家著述家和全國的中學教員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義非常簡單，就是中學第一年和大學末年級的年齡以內或相近的人。”這一招還真靈，立刻又引來不少來信，討論十分熱烈，問題也五花八門。比如有一個叫楊天木的讀者來信說，副刊舉行二大徵求極有意義，最後匯總公佈也將很有價值。但有一項不明白的，就是“愛讀徵求”何以必先懸十部之數。“必讀者”限定十部，還有幾分理由；至於“愛讀書”亦定出十部作陪襯，這是什麼道理呢？試問那些號稱博覽群書的人，百讀不厭的書又能有幾部呢？孫伏園認為這個楊先生講得有道理，從善如流，對其意見照單全收，並在報上予以答覆，說現在就遵從楊先生的勸告，正式地把說話轉過一個調子，說愛讀書的“十部”二字只是最大限，舉不到十部的儘可從缺。

四、讀書之爭（3）

最後截止的時間終於到了。“青年必讀書”的徵求結果出人意料，令人滿意，前後共收到“名流學者”們的答卷七十八份。按照時間上先來後到為序，從2　月11　日起陸續在《京報副刊》公佈徵求結果，先刊登“名流學者”的“青年必讀書”書目，再刊登“青年愛讀書”

的書目。

第一個登臺亮相的是北大教授胡適之。他的書目是：《老子》（王弼注）、《墨子》（孫詒讓《墨子閒話》）、《論語》、王充《論衡》、崔述《崔東壁遺書》、柏拉圖《申辯篇》、《斐多篇》及《克里託篇》、《新約全書》、穆勒《論自由》、莫利《契約論》、杜威《我們怎樣思想》。

接下來2　月12　日刊出了梁啟超的書目：《孟子》、《荀子》、《左傳》、《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或《通鑑紀事本末》）、《通志二十略》、王陽明《傳習錄》、《唐宋詩醇》、《詞綜》。在附註裡，梁任公還說明了之所以這樣選擇的三項標準：一、修養資助；二、歷史及掌故常識；三、文學興味。近人著作，外國著作不在此數。

第三個在2　月13　日刊出，是周作人選的書目：《詩經》、《史記》、《西遊記》、漢譯《舊約》（文學部分）、嚴譯《社會通詮》、威斯德瑪克《道德觀念之起源與發達》、凱本德《愛的成年》、色耳凡德里《吉訶德先生》、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記》、法蘭西《伊壁鳩魯的園》。

隨後陸續刊出書目的是李小峰、徐志摩、潘家洵、馬幼漁、江紹原、朱我農。就在各路選家輪番亮出本家寶器之時，讀者的質疑之聲也紛至沓來。讀者李霽初來信說，所謂“青年必讀書十部”這一問題的提出，簡直如同要找飯館卻問茅廁在哪裡一樣的謬以千里。

最不解的，就是胡適之、梁任公這樣一些無所不通的人，和想入非非的周作人，也居然答覆了這樣個糊塗問題，世上還有更怪的事嗎？

讀者田瑞璐說，青年必讀書固是極難定，然而不能說是絕對無標準的，無論如何，青年必讀書十部，總不要成為“飽學”愛讀書十部才好。前發表的這四個目錄——胡適之選的、梁任公選的、周作人選的、李小峰選的——之中只有一本杜威的《我們怎樣思想》經過兩人選過，其餘的竟是一人一色。青年必讀書“十部”現在已經成為青年必讀書“三十九部”了。照這樣下去青年人仍無所適從，仍然弄得頭腦無著。讀者朱大丹來信說，自必讀書的書目在副刊發表以來，發現很少有舉出相同的書籍，如梁先生偏於史學，胡先生偏於思想，周先生偏於文學之類。青年的適從或棄捨應當根據自我的觀察點去選擇和判斷，不然，真要像墮入“五里雲霧中”一樣的瞀惑了。

在風聲雨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