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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緊張了，勸我說：“不要慌，把剎車拉著，掛倒擋，慢慢抬腳，少給油，再加一點兒油，車子就動起來了，再掛一擋加速前進。”我細細琢磨了一會兒，又按要領操作了幾下，弄懂了開車的要領。經過一段艱苦學習，我們的同志在考試中都得了較好的成績，普遍在60分至90分之間。蘇聯教官高興地用俄語稱讚我們“好樣的”。

第一期考試後，*中央要求我們學汽車修理，就挑選了20多個人到盛世才汽車管理局西大橋汽車修配廠學修理。我到了工廠，跟一個師傅學拆裝引擎。師傅是蘇聯人，既會俄語又會漢語，對我十分耐心。不久我就入了門，掌握了汽車的毛病。修理廠工人對我們二十幾個人給予了熱情關懷和指導。有的工人悄悄對我說：“將來你們回延安，我跟你們一塊走。”他們知道我們不是盛世才的兵，是紅軍。

有一天上午來了個電話，通知我們二十幾個人到東門外的西路軍總支隊開會。我們老早趕到指定地點，隊伍整理好後，值日排長叫起立，歡迎周恩來副主席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見周副主席。同志們聽了周副主席的講話，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學好技術和文化，為解放全中國作貢獻。

張官朝——

我們新兵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處處維護群眾利益，盡力搞好統一戰線工作。新兵營指戰員官兵平等，穿戴一樣。節假日外出或上街總是幾個人共同行動，走成一路縱隊，風紀嚴整，買東西不討價還價，不去館子亂喝酒，也不在老百姓家亂竄，就是做客也很少。遇到盛世才部隊的軍官或他們從我們門崗經過，我們對他們行軍禮。學習汽車和裝甲車的同志行車時遇上有困難的老鄉，就讓他們搭車，甚至把我們的水和乾糧送給老鄉們吃喝。碰到盛世才部隊或地方的汽車出了毛病，我們就幫他們修，有時還陪他們看守汽車或守夜。天長日久，新疆人民都誇讚我們“亞克西”。我們行軍或部隊外出，老鄉們老遠就伸出大拇指，高喊“亞克西！亞克西！”

《西路軍》　周恩來說：“你們是我軍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軍事技術學校！”（5）

1939年9月，周恩來副主席偕鄧大姐去蘇聯治病，專程來新兵營看望我們。周副主席講完話後，請陳昌浩同志講話。陳昌浩只說了幾句，淚水直流，難過得講不下去了。他講話的意思是自己沒領導好，使西路軍受到了重大犧牲，對不起西路軍全體同志，更對不起成千上萬的烈士。鄧穎超同志接著對我們做了鼓勵性的講話。我記得，我們新兵營的同志是席地而坐。大家見到周副主席，就像見了親人，他的每句話，每個動作都記在腦子裡，事後常常想起，有時還模仿著。

1940年周副主席從蘇聯回來，第二次來新兵營看望我們。這次周副主席講了六大政策與三*義方面的問題，並且把三*義與六大政策做了對比。

盛世才那時還算進步，曾三次來新兵營做客。頭一次是1938年五一勞動節，他來看我們的演出；第二次是七七抗戰兩週年，他來看我們的節目；第三次是1939年蘇聯十月革命節，他參加了我們的紀念活動。第一次盛世才到新兵營來，對我們有點信不過，也有些怕我們，所以戒備森嚴，跟來了不少警衛，在新兵營周圍房上還架了機槍。第二次來時帶的人少了些，第三次只帶兩三個警衛。

炮兵大隊

宋承志、王德潤——

四大隊學炮兵，也叫特科大隊。學炮兵之前，約80多人。因為學炮兵對身體條件有一定要求，所以將身體差的同志調到三大隊去了。不久又調走了幾位文化程度較高的同志到航空隊學習，又從總隊部調來四位同志，都是首長的警衛人員。這樣，從1937年冬至1938年秋這段時間，四大隊的人員約60多人。大隊下轄兩個排，四個班。第一排：一班是野炮班，二班是觀測通訊班；第二排：三、四班都是山炮班。每班十人左右，炊事班不到十人。1938年秋，從蘇聯回國的原東北抗日聯軍的二十來位同志，編到四大隊學炮兵，四大隊又有80多人。四大隊的領導幹部和排、班長在學炮前後有些變動。沒有學炮前，大隊長是曾玉良，政委是胡鑑。學炮之後，大隊長是宋承志，政委仍是胡鑑，胡調走之後政委是鄒開盛。

為了教學，我們向盛世才部隊借用蘇造7．2厘米口徑野炮一門，7．62厘米口徑山炮兩門，炮鏡一部，方向盤兩部，還有電話機、備複線等。火炮是用馬牽引的，全大隊有30多匹馬。

炮兵大隊的學習課程有文化、政治和軍事。

文化學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