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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因為沒有準生證，婦產科醫生不敢收治。

見此情景，我電話通知了醫院總值班，總值班又請示了院領導，院領導再請示市計生委，但沒人敢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讓孕婦住院接生。

孕婦還在大聲痛苦地喊叫，引來了很多圍觀的群眾。有熱心人在安慰孕婦，有好心人在埋怨孕婦丈夫，“小夥子怎麼忘性這麼大，準生證怎麼能忘拿，快回去拿吧！”“你到底有沒有準生證，唉，忘到老家了，要不你趕快回廠裡，找管計劃生育的領導開個證明。”小夥子看實在沒辦法，對孕婦說道：“老婆再堅持堅持，我快去快回。”說著就飛快地跑出去了。

因有急診病人，我先回急診科處理病人。半個小時過去了，孕婦的丈夫還沒有回來。孕婦痛苦的喊叫聲越來越大，直到如今我還認為這是我當醫生以來，聽到的最撕心裂肺的痛苦哭叫，除了臨產的痛苦，同時更多的還是一種對無助、絕望的恐懼。

“啊！啊！疼死我了，我不行了。我要生了！”聽到孕婦這一聲悽慘的喊叫，我停下手中的工作，叫上值班護士：“快！我們去看看。”護士隨口問道：“你去接生？”其實她除了“你會接生”的疑問以外，更多的是“這種情況下你怎麼敢去接生”。我沒有工夫去回答她，我心中只是想著：“我再不去處理，我還是醫生嗎？”

跑到孕婦的身邊，孕婦看我是醫生，悽然地向我說著：“醫生幫幫我吧，我要生了。”我看到羊水已浸溼了孕婦的褲子。我快速地指揮著護士：“快拿單子和備用的切開包。”同時向圍觀的群眾說道：“拜託大家了，請男同胞離開好嗎？”

護士幫忙脫掉孕婦的褲子，鋪上無菌單，胎兒的頭已露了一半，我很快戴上手套、口罩，簡單消毒了孕婦的會陰，護士幫助我扶住孕婦的腿，我努力思索著實習時接生的程式，手開始接住胎兒的頭部，隨著孕婦陣陣宮縮，嬰兒很快地娩出。嬰兒溼不溜溜的，一不留神，嬰兒向地下滑去，要不是臍帶吊著和我眼明手快地抓住嬰兒的小腿，非得摔壞了嬰兒。要知道這恐怕是現今最簡單的產床，寬不過40厘米。想想還真有點後怕，要是真摔壞了嬰兒，還不惹上一場官司。

我輕輕地拍了一下嬰兒的屁股，隨著嬰兒清脆的啼哭，我緊張的心開始放鬆。我用兩把止血鉗夾住臍帶，結紮臍帶後用棉被包住嬰兒。這是一個女嬰，生出來就胖嘟嘟的很可愛。等孕婦娩出胎盤，我和護士把孕婦抬上了擔架。這時產婦的丈夫氣喘吁吁地跑回來，說天晚了沒有找到領導，證明也沒有開，空手而回。有好事者在旁向他訴說著接生的經過。看到母女平安，小夥子非常高興。

我給婦產科病房打了聯絡電話安排母女住院。只要不在病房生就不違法，生了下來就可以住院了。

事後我並沒有因為孕婦沒有準生證幫助接生而受到批評，我已經很滿足了。其實原則和實際工作有出入的時候，應該講究靈活。如果治療和決策會影響病人的生命，作為醫生我會把生命看得更重。我願意犧牲我的個人利益，去換取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你要問我為什麼？因為生命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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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我們臨危不懼

2007年4月1日黃昏，夜靜悄悄地，天空下著瀝瀝小雨，我照例在家裡吃著晚餐，7時左右，突然接到單位領導護理部任主任的電話：“市院的‘非典’病人病情危重，急需氣管插管、機械通氣，我院需派兩名ICU護士前往六院參與搶救工作，去護理‘非典’病人。”我很快整理了一些衣物，與EICU的何曉華在院領導的陪同下，來到六院。

天一直下著雨，我們簡短地聽取了病史討論後，匆匆放下行李，還沒來得及打理，便踏入了“非典”病房。病房的氣氛格外緊張，在“非典”病房護士長的指導下，我們急急地穿上一身防化服、三件隔離衣，再戴上四層帽子。口罩就更厚了，先是一個活性炭口罩，緊接著是48層紗布口罩（普通紗布口罩是12層的，我們相當於戴了四個），就這樣一下子武裝起來了。穿著厚厚的衣服，戴著厚厚的口罩，我們頓感全身出汗，額頭滲出了汗珠，呼吸有些困難。但時間緊迫，我們也沒顧得上這些，很快地再穿上鞋套、長統雨靴，外再穿鞋套，戴上眼罩和三副手套，走到“非典”病人身邊。

一進病房，便可見其中兩位“非典”病人呼吸窘迫非常明顯，無創通氣已不能維持患者的呼吸，SpO2進行性下降，插管迫在眉睫，我們還沒顧得上望一眼病房周圍的環境，便很快投入到搶救中。當時，病房裡除了麻醉師、ICU主任、呼吸師以外，就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