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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兒，她突然又哭了起來：“我一直都很難受，可我不想說，現在爸爸不想要我了，你們也不管我了，我不舒服，叫你來看我也不來，連你也騙我……”我有點驚訝，也有點生氣，她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而當時看她能哭能叫喊的樣子，認為至少生命體徵是平穩的，我也只能盡力去安慰她……

當天下午，因為休班，我沒去病房，第二天早上到達病房時，才知道她已經於前一天下午走了。聽護士說，她死之前，還希望我去看看她，希望我去救她。她走的時候，身上還揹著書包，裡面裝著她的書，那是她父親專門安排的，因為她父親知道，她是那麼地愛讀書。聽到此，我再次變得無比沉重，我竟沒有能力去挽救一個年幼的生命，我算是一個好醫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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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我還不想死（2）

她走了，而那個年幼的哀求卻深深地沉澱於我的心中……

不悔選擇

我是一位從事臨床醫療工作近四十年的老醫生，大半生診治了二萬餘名病人，從死神手中奪回了近千名危重病人的生命，其中最令我難忘的病人是我剛剛畢業參加工作後搶救的第一位病人——一個六歲的女孩。

1970年8月，我背上行囊，告別了母校——北京醫科大學，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北大荒這片黑土地，成為半軍事化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醫院的一名住院醫生。開始我被分到傳染科工作，和另外一名女醫生管理著科內三十餘名病人，有痢疾、麻疹、流腦、流行性出血熱等傳染病病人。9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值夜班，五六點鐘時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在走廊裡響起，只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健壯男人抱著一個六七歲的女孩，高喊著：“醫生，醫生，快來救救我的女兒！”隨即將女孩放在了辦公室的桌子上，我疾步上前，只見女孩全身青紫，四肢冰冷，只有軀幹部位尚溫暖，而且意識處於深昏迷狀態，血壓為0，脈搏觸不到，呼吸極微弱。經追問病史我判斷女孩患的是中毒性痢疾，目前是中毒性休克，病勢十分兇險，九死一生。女孩的父親急切地對我說：“醫生，這個孩子的病太重了，你就死馬當活馬醫吧。”

我是1964年從瀋陽考入北京醫科大學醫療系的，只上了兩年基礎課，就趕上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畢業前的一年“復課鬧革命”在北大醫院實習了一年，還是半日上課，根本就沒到傳染科實習過。當時面對如此危重的病人，一時不知從何下手，情急之中我翻開了搶救手冊，迅速地下了醫囑，保暖、吸氧，肌注地塞米松5mg，一路靜點磺胺類抗生素，另一路靜點升壓藥，並且每15分鐘靜推阿托品1支。此時護士提出了疑義說：“我工作了10多年，從未見過同時給病人靜點兩路藥物。”我說：“這個女孩病得太重了，如果等靜點完抗生素再用升壓藥就來不及了！”在我的堅持下，護士紮上了兩路靜點，我則守在病人的身邊，每隔15分鐘親自給病人靜推阿托品，測血壓，聽心音，摸脈搏……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在推完第9次阿托品後病情終於有了轉機，女孩的四肢漸漸地變得溫暖了，也能摸到脈搏了，血壓也測到了，我和護士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氣，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落下了，孩子的父親緊皺的眉頭也舒展開了。藥物一瓶接著一瓶靜靜地滴入女孩的血管裡，凌晨4點多鐘，血壓正常了，開始排尿了，女孩睜開了雙眼，喊了一聲：“爸爸！”女孩的爸爸興奮地接連給我鞠了幾個90度的躬，嘴裡不停地說著：“醫生，謝謝，謝謝了，你是我女兒的救命恩人吶……”

天漸漸地亮了，雖然我一夜未睡，但一點也不覺得累，望著天邊粉紅的朝霞，再看看洋溢在女孩臉上燦爛的笑容，一種幸福、莊嚴、神聖的感情從心底升起，我為我選擇了醫生這一職業而驕傲，為我來到北大荒而自豪。

六天後女孩歡蹦亂跳地出院了，他爸爸告訴我，他是十八團一營的，讓我有時間去他家裡玩。轉眼間已經過去了37年，當年的小女孩也已經是40多歲了，不知她現在在哪？過得還好嗎？

醫者的感慨

金錢，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是生活的一種工具。錢多，則物質生活豐富一點。但對於一個尿毒症患者來說，金錢的意義則不僅於此了，它是患者維繫生命的依託。這些患者的生命猶如在秋風中搖曳的稻草，抓住了它，就意味著抓住了生的希望。

對於一個尿毒症患者來說，透析就是他們生存的保障。只有得到充分的透析，他們才能更好地生存。而由此帶來的經濟壓力，對於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來說，是無法想象的。

某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