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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中國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實的習慣和傳統，又使得中國文化在很長時間裡，一直對實踐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夠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個管理者，也是一個制度的創造者。歷史是由後人寫就的，對於一個管理者來說，諸多的思想和認識，大都體現在具體措施之中，隨著歲月的流逝，真正呈現在後人面前的，已變得相當渺茫了。因此，當人們在整理某段歷史時，往往會因循舊日的文字資料去尋找，很難透過當時的世俗人心去比較和鑑別。這樣的方式，使得歷史的整理者很難，也無法體會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歷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沒有實踐經驗的文人，對於曾經的管理者，很難有切合實際的判斷，甚至，對於他們的位居高位，還在潛意識裡懷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關歷史的評價總是隔了一層—這當中的反差，或許，還有人性陰暗的成分吧。歷史是複雜的，在分析歷史時，不可不正視這些隱藏在歷史身後的問題。

因為這樣的思維習慣和傳統，中國文化對於那種實際上迂腐，卻更具悲壯色彩的方式更為推崇；或者，推崇灑脫而富有遊戲精神的老莊。比較起管仲的理性和實際，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更符合中國文化對個人的道德要求；老莊呢，則更純粹，更像一個完美的人生理想。並且，孔孟和老莊，一輩子都在“修身”，雖然在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稱道德完人；而管仲，似乎總有道德上的瑕疵。歷史的記述者總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們更覺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無邊，孟子英氣勃發，莊子灑脫自然，他們的文化和思想地位遠遠高於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名與實　四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這是管子之後的老子在《道德經》上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樣。水善於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停留在眾人都不喜歡的地方，所以最接近於“道”。最善的人，居處最善於選擇地方，心胸善於保持沉靜而深不可測，待人善於真誠、友愛和無私，說話善於恪守信用，為政善於精簡處理，能把國家治理好，處事善於發揮所長，行動善於把握時機。最善的人所作所為正因為有不爭的美德，所以沒有過失，也就沒有怨咎。

水是柔弱的，正因為柔弱，所以它是最大的強者；水是卑下的，正因為卑下，所以它無所不聚。水的聚與盈皆來自於它的平淡本性，由於其性平淡，才永不自貪、不自居、不自驕，使萬物之所生，併成為萬物之所歸。水流生萬物，水流化萬物，水流而使萬物歸於水。因而，萬物皆流，無物不變，乃水的特性使世界變成這個樣子。

看上去，老子這一段話是在談論水，其實，這也是世界的至理。只有領悟了水，順應了水，聽從了水，才能得明大道，才能出現無我無私，天人合一。

管子的有關文章，雖然沒有談論到水，但從管子的所作所為來看，分明能感受到水的力量——任何思想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是密切相連的，管子與老子的思想也是這樣。在我看來，管子與老子的思想如出一脈，從他們的思想中，明顯能夠感受到淮河水的波光瀲灩。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與德　一

在淮北平原上信馬由韁，讓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那種無所不在的鴻蒙氣象，既博大又深厚，既豐富又雜亂。那一種大象之氣總讓人有難以捕捉的困惑和膽怯，像漫天飛舞的灰塵，又如曠野裡無處不在的朔風。

是的，老子就是風。無論是老子的思想，還是老子本人，都如風一樣。一個著名的故事就是—孔子在拜見老子並恭恭敬敬地向他討教之後，曾這樣評價說：“鳥，我知道它能飛昇；魚，我知道它能游水；野獸，我知道它能奔跑。奔跑的野獸，能夠被網捉住，游水的魚，可以被釣鉤鉤住，飛行的鳥類，可以被箭射中；至於龍，我就不知道，恐怕它可以駕著雲而昇天，今天我見到了老子，他大概就是龍吧！”

孔子對老子的評價一點也不為過，龍是離不開風的，龍盤旋起來，便有大風扶搖。在現實當中，可以說，孔子是失敗者；至於老子，則是一個逃遁者。逃遁同樣是因為失敗，但失敗者心中痛的積淤和迂迴，卻是逃遁者難以深切感受的。對於老子，孔子當然是難以理解的。這樣的隔膜，還有地理方面的原因—孔子居住的地方，屬於北方，缺少水，更有著中原的喧譁和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