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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精神狀態；而忘形，則是這種精神狀態的外在表現。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滿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為得意，或別人管不著的暗中得意，與外界無礙。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張揚賣弄，或無恥癲狂，影響到大家，就會遭到物議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趕緊收斂，還來得及。但他已經太忘形了，罔顧一切，就不可救藥了。其實他提倡道教，攻訐佛教，已惹眾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劉宋，支援攻打蠕蠕和赫連昌部落，也使將領反感。他主張恢復門閥制度，與鮮卑貴族分庭抗禮，經營官僚姻親集團把持權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這個陷入困境的崔浩，還自我感覺良好，在編撰北魏《國史》的時候，以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將拓跋氏這個野蠻民族的全部歷史，包括穢行醜聞，惡風汙俗，“務從實錄，以彰直筆，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於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來見者鹹以為笑，北人無不忿恚，相於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

得意與忘形（4）

碧落黃泉，這個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頭了。其實在作家中，也有類似的人物。還記得在“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即使坐在沙發上，也是四肢展開，呈“大”字形的張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誰也不在他的話下，連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難臨頭，災禍迭生，風雲莫測，吉凶未卜時，便魂飛魄散，六神無主，瑟縮發抖，惶惶然不可終日；請他坐在沙發上，也只敢欠著半邊屁股。

得意與忘形之間，確實存在著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絕不要忘形。因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節制，失態丟人事小，遭忌惹禍事大，說不定還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要牢記的一點是：野蠻，固然是野蠻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時野蠻起來，甚至比食人生番還起勁。

崔浩被抓了起來，裝進一個木籠裡，比後來戴高帽遊街示眾還慘，押送城南，置於地坑。“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蠻的報復狂手裡，那種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殘暴了。《魏書》的作者，出於一種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嘆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總結一點什麼嗎？

唐朝的“苦迭打”（1）

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師長安的皇宮北門，也就是太極宮的玄武門，發動了一次爭奪皇位繼承權的武裝叛亂。這一場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國歷史上的“樣板”皇帝，正式登上“貞觀之治”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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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迭打”，意即“政變”。為日文的外來語，由法文的“coupd’Etat”的音譯過來。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一些好時髦、好洋貨的知識分子，將它從東洋搬到中國來。和當下的中國文人一樣，要不說上幾個洋人的名字，或者，要不寫出幾句洋人的詞語，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後沒有刷牙，滿嘴不自在的感覺一樣，成了一種數典忘祖的病態。

“苦迭打”一詞，到中國後，可能水土不服的緣故，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然而，陰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個夏天，整個中國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體無意識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報遍地開花，如火如荼，蔚為大觀。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從來不曾有過如此出版之自由，隨便一個阿貓阿狗，都可以辦報出書，風頭不讓“兩報一刊”。有一天，我從一份叫做《井岡山》的戰鬥快報上，看到當時的副統帥，在一次中央全會上的報告，這個久違了的詞彙“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嚇了一跳。

那時，橫掃一切的“革命派”，雖造反勇氣無比高漲，但基本文化相當缺失。於是傳了我這個牛鬼蛇神去。

問我，何謂“苦迭打”？

我說，即中文之“政變”。

又問，是他要“政變”別人，還是別人要“政變”他？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緊牙關，三緘其口。尷尬地冷場三十秒以後，我聽到頭兒口中噴出一聲“滾”，便馬上抱頭鼠竄而出。後來，這個販自東洋的外來語，自打“永遠健康”的副統帥折戟沉沙以後，在中國的語言環境中，也就跟著死定了。

話題還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