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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不妥地求助於不死藥。

看來，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所批評過的馬列主義施之於別人，自由主義行之於自己的現象，也不僅僅是今天才有、過去絕無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調，大批判，一面犯糊塗，做蠢事，說一套，做一套，最終死於餌食丹藥上。而且，他開了這個頭以後，他的繼承人，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幾佔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個接一個地走上他的這條餌藥致死之路。

由於求不死而死，由於餌藥石而亡，幾乎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崗寨式的梟雄，“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肅、代宗朝的李泌，一個聰明透頂的政客，因“服鉺過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憲宗朝的李道古，一個方士掮客，逢人推銷不死之藥，他自己也“終以服藥，嘔血而卒”。（《舊唐書》）

作為整個社會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衝動的一群，文人怎麼不為風氣所動，怎麼能自外於這個大潮流呢？公元八四○年（文宗開成五年），白居易寫過一首《戒藥詩》，既描寫上層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熱，也反映了那時文人熱衷此道的趨之若鶩：

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陽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災，藥誤者多矣。以之資嗜慾，又望延甲子。天人陰騭間，亦恐無此理。城中有真道，所說不如此。後身如身存，吾聞諸老氏。

白香山的這首《戒藥詩》，別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開，說得漂亮，唱得好聽，其實詩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藥的堅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開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燒藥不成命酒獨醉》五律，就是詩人的不打自招了。實際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樣，也曾經在自家院子裡煉丹熬藥的，不過規模要小一點罷了。如果說大臣們是工廠化生產，詩人們就是小作坊作業，而且因為燒丹不成，詩人很感鬱悶，只好靠家鄉的河東桑落酒，給自己增加一點殘剩之愛，一點敗破之情，和堅壯不起的一點陽剛之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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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不死藥（5）

老文人的可憐掙扎啊！這些年來，一些文章過氣，風流已逝，歲月不再，齒豁臉皺的老前輩，老名流，老領導，老作家，看紅顏別抱，忍歡場冷落，那一對酸出醋汁來的昏花老眼裡，流露出相當難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壇這輛公共汽車，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車，還努力朝齒白唇紅、胸豐臀滿的美女作家那邊湊過去。白居易的詩，就是這種心態了。

白髮逢秋短，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奼女，爭免作衰翁。賴有杯中淥，能為面上紅。少年心不遠，只在半酣中。

宋人葉夢得的《避暑錄話》，提到白樂天，揭了老詩人的一點底。說他“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累，賞物大深，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白居易自分司洛陽以後，在履道里定居下來，為了自娛自樂，府邸裡還設了一個私家歌舞伎班。葉夢得提到的這兩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蠻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員，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鐘愛。

我想，詩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請外來的和尚煉丹，只好自己點火添柴，配藥加料，察看火候，圍爐巡視，為這些歌舞班裡的紅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須要造藥，要服藥，以便貼身呵護，老樹開花。

雖然累一點，可自有古代“偉哥”所提供的樂趣。老實說，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快樂生活，遠非當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錢者雖然很多，但要讓他辦一個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團，恐怕還沒有這等氣魄。第一，中國當代富翁級作家，多為農民出身，很難領會，更難學會白居易這種貴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雖然捲起的褲腳是放下來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淨，小農經濟思想也不是三朝兩夕就能根除。在他們看來，如果公家不肯出錢，自掏腰包，還不如多找幾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圍，來得經濟實惠呢。

他在寫《戒藥詩》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開成四年），詩人這年六十八歲，患了風痺症，估計當為帕金森氏綜合症。終於萬般無奈，忍痛割愛，將這些青春貌美，鮮活高麗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館，垂淚而別。因此，在放遣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爺子，慾望未減，雄心不已，恐怕離不開這種“資嗜慾”和“延甲子”的壯陽藥。

由於朝野上下求不死藥的風氣盛行，由於文人學士服強壯劑的時尚大興，相對來說，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