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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說：“你不要走。聽我一句話。”

回去以後，在“西戰團”我們又搞武工隊，演了好多戲，還辦了好多期農村藝術訓練班。我們辦了晉察冀鄉村藝術幹部學校，我當校長，培養農村劇團的導演、演員、劇團幹部，辦得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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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歲月，雕刻中國第一枚毛主席像章（1）

在敵後活動到1944年我們又回到延安。

我們沿途行軍，一邊行軍一邊演出，走到哪兒演到哪兒。每天要走六十里，從河北走到延安要一個多月。

有一件事情可以談談。王昆生孩子，夜裡頭走到一個高山頂上，肚子痛，要生了，這可怎麼辦？在高山頂上，又颳著風。我們就把皮大衣全都脫下來。大家拿著皮大衣，六個人圍一個圈就是一個帳篷，頂上邊再蓋一個大衣。我們有一個男衛生員，平時給上點二百二，吃點奎寧。他給接生，就在草地上。夜裡，而且是在敵戰區，不能點燈怕被敵人發現了。當我們聽到孩子哭了，哎呀，這個心情啊，高興極了。完了以後，一個人拿著大衣把孩子一裹，王昆往背上一背，下山了。下山以後，我們還要行軍，王昆不能帶著孩子走，堅壁在老鄉家裡。

我們到延安以後，差不多兩個月，她一個人才回來。聽說我們把她留在老鄉家了以後，她得了產後熱病，村子裡的支書到敵佔區的縣城裡給她請中醫，看病、吃藥把她救活了，但是孩子死了。等到回來的時候，她是一個人回來的，那種生活是很苦的。

郎宗敏也有個孩子，回延安時要我們輪流給她背。有一次我揹著她的孩子過山西。山西有個高山叫駱駝嶺，像駝峰一樣高。我揹他的時候是春天，拿我的被子包著。那天夜裡，下小雨，棉被越來越溼，也越來越沉，我手扒著山上的草，腳底下站不穩，就這樣你背一段，我背一段，現在這個孩子已經上大學了。後來我就得了一個病，一直到現在都沒法治。揹著他走路，衣領都翹起來了，雨水落在脖子裡，回延安以後沒多久我就發現我這兒癢，一抓沒有激靈，到醫院用針刺也沒有激靈，那地方的神經壞死了。左手後來也有點痠麻，直到現在沒法弄，落了這麼一個病。

我們這些老戰友，確實是同生死共患難，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創作，合作得很愉快、和諧。非常想念這些老同志，有時真的感到比親人還要親。

凡是在北京有什麼會議，他們總要到家裡來。有一次來了好多人，吃點，喝點，玩玩，吹吹牛皮，都在我這兒不走了，就睡在地板上。晚上洗腳，拿了一個大澡盆，圍了一個圈，五六個人都脫了鞋洗腳，你搓搓我的腳，我搓搓你的腳。我的女兒在門那兒扒著門看，看爸爸和叔叔、伯伯們洗腳，挺好玩。

等他們走了，第二天，我女兒跟我說了一句話，說：“我這才知道什麼叫老戰友。”很有感觸。

1944年，我們西北戰地服務團回到延安，做了一些演出。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農村生活了六年回到延安，帶回很多前線的戲劇，在延安普遍演出，影響很好。特別轟動的有一個戲叫《把眼光放遠一點》，作者是胡丹佛，我演老大，陳強演老二，李百萬演兒子。還演了《糧食》、《紡棉花》等很多戲，帶來了新的氣象。

後來西北戰地服務團解散合併到“魯藝”了。我在“魯藝”戲劇系教書，同時也演戲。演了一個戲叫《前線》。《前線》是蘇聯考涅楚克寫的。我演柯爾羅夫，王大化演奧格涅夫，導演是舒強（據查是王濱、沙蒙，舒強是演員，可能記憶有誤——整理者）。

我記得在“魯藝”演了幾個戲，《前線》是一個，還有《把眼光放遠一點》、《前方在演戲》。《把眼光放遠一點》，蕭三還給我寫了一篇文章。在延安這個時期，我除了教書以外，演了幾個戲，還排了幾個戲，有一個劇本叫《糧食》，陳荒煤編劇，我導演，演員是田方。

有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排戲，排著排著有人說話，哎，哎，這個樣子，怎麼怎麼。一看是總理，坐在我旁邊，導演開了。我很激動，站起來。他說：“還是坐著好。”坐在那兒聊天，他說，他演過戲，在南開的時候，男扮女裝。我不是雕毛主席像章嗎？原底讓總理拿去了。

總理說，你這個像雕得很好，把主席的氣質雕出來了。你能不能給我看看原底？我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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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歲月，雕刻中國第一枚毛主席像章（2）

我那是在一塊碎硯臺上雕的，然後翻砂。總理看了說，很好，你能不能送我？我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