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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為了你的安全，你還是好好地回去，你只要不打中國人就行了，不欺負老百姓就行了。”

結果他病了，躺在炕上，起不來了，也吃不下飯。他的老婆來了，我們勸他，沒辦法，給了他好多我們印的反日傳單，送走了。

第二天，保定就亂了，日本人發現火車上，很多地方都有共產黨的傳單，實際上就是他搞的。

郎宗敏演母親，演媳婦的叫宋琦，華君武的夫人。我們演田莊劇用實景演戲，有的在街頭演，有的在村口演，或者在工廠演，不用搭臺子，晚上演戲沒有汽燈就拿一個吃飯的碗，放點油，擱點棉花，一燒呼呼冒著黑煙。

我們有時在敵佔區演戲，演到半截敵人來了就跑。我那時也畫畫，在農村畫壁畫，寫標語。在敵後這幾年知識分子不僅得到了鍛鍊，而且為抗戰做了貢獻。我本身也是，我覺得是比較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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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走，在敵後演《日出》

在敵後工作了幾年，後來我參加了冀中火線劇社，當了一年副社長，那是被“抓”走的。冀中軍區司令員是呂正操，政委是程子華。火線劇社請我去講課。剛講了一課，日本人掃蕩來了。一掃蕩就要行軍，一行軍就跑遠了，和西北戰地服務團脫離聯絡了，越跑越遠，跑到冀中去了，過了平漢路，到了饒陽、武強一帶。

我要回去，呂正操說，你不要回去了，你就到我這兒來吧。我馬上下個文，你當副社長。

我說：“不可以的。我是來講課的，你不能把我扣在這兒。我要和組織上說。”

他說：“誰是組織？我就是組織。”

賀龍一二○師搞籃球隊，我們有一個同志做縣長的，打了一場籃球就被“扣”下了，發軍裝，發槍，參軍了，進了籃球隊。他說我是縣長。賀龍說縣長你不要當了。歐陽山尊也是叫賀龍“扣”下的，在一二○師當火線劇社的社長。

我那時拍了《日出》。呂正操有時晚上派警衛員來找我，說：“司令員找你。”

我問：“什麼事？”我騎著馬到了司令部。他說：“我睡不著，找你聊聊天。”

我們從托爾斯泰聊到泰戈爾、羅曼羅蘭……他喜歡唱戲，過去唱過京戲，在舊軍隊裡呆過，我們聊到上海舞場……走的時候，他說送你兩盒煙。

後來呂正操提出讓我拍《日出》，我就拍了《日出》。因為我給曹禺的《日出》搞過佈景，也演過一個角色，有一些經驗，在敵後我也可以拍《日出》。

《日出》的演員都是“土包子”，農民挺多，有的是北京的初中畢業生參加革命的，沒見過這種場面，穿過西裝沒穿過高跟鞋。演顧八奶奶的叫劉豔錦，她是北京的初中生，參加革命到了晉察冀，演方達生的叫陳靜波，都是“土包子”。沒有沙發，我們就把幾個行軍的揹包連線起來，豎的兩個，後邊擺兩個，拿繩子一綁，拿個毯子鋪在上面。沒有高跟鞋，畫個鞋底子，找農村的鐵匠，打一個薄薄的鐵底子彎起來，上面鑽很多眼，用針縫在鞋底子上，做個木頭跟，釘子釘上，很漂亮。做旗袍、花衣服沒有花布，我們那時候穿軍裝，我就拿土布畫花布，然後拿著畫好的花布來裁旗袍、做花衣服，什麼都是自己搞。

演出那天，我記得程子華做了開場講話，很隆重。他說：“這在冀中的文化史上是一個轉折，是一個很大的貢獻，感謝劇團，也感謝凌子風。”

我們從天黑演起，演一場拆一場佈景，再搭下一場佈景，直到天亮才演完，整整演了一夜。演完了，大家叫：“日出，看日出。”“陳白露”說：“太陽要出來了，但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天真的亮了，觀眾該行軍了。還有時演著演著，“嘭！嘭！”敵人打炮，趕快演完，演完收拾起來，我們也跑了，那時候搞工作很有意思。

我是1941年回“西戰團”的。“西戰團”的政委去找我。他化了裝，扮成老百姓，跑到我們住的村子裡，也不去找領導，就住在村子裡。

我一出來看見他說：“嘿，你怎麼來了？”

“你別吵，跟我來。”他說，“你趕快跟我回去，咱們逃回去。”

我也正想回去。我說：“走。”我跟“西戰團”有感情了。他帶來一大堆信，每封信都是罵我的，什麼都有，有的甚至罵得很難聽：“凌子風，你做官，當了社長就不回來了。”

我說：“我要回去。”回去找劇社領導談判，結果領導說：“聽凌子風的意見，他要走就走，要留就留。”這邊說：“你要跟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