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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全部激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注意到中國特殊的政治激勵所聚集起來的特殊能量。國際上流行的關於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研究，強調了中國的經濟分權與垂直的政治治理體制之間的紐帶。經歷了幾十年學習“老大哥”的努力，中俄兩國轉型前的許多情況幾乎如出一轍，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轉型之後的績效卻形成反差之勢。撇開激進—漸進改革方案孰優孰劣的分歧不談，分權體制的不同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中國的經濟分權是在政治垂直管理條件下進行的，而俄羅斯則是在政治自由化背景下實施的。在中國，中央政府有足夠的權力來對地方進行獎懲，從而使地方追隨中央政府對經濟增長的強調。而在俄羅斯，分權的背景是蹩腳的民主，中央政府過早地失去了獎懲地方政府的力量，地方政府就很容易被當地利益集團“俘獲”以爭取地區選票的支援，同時也會設定壁壘追逐租金。“布蘭查德和施萊弗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中國分權與俄羅斯分權的不同。Blanchard；　Oliver　and　Andrei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2001；171179。

已經有學者發現，中央的確是在按照經濟增長績效的指標來提拔官員。中央政府的這種激勵方式就是將地方官員的政治升遷與當地經濟增長績效掛鉤，並且在績效考核時採用相對於鄰近省份和前任官員的績效評估的方式，儘可能地消除評估誤差，加大激勵效果。在中國，中央政府的“指揮棒”之所以如此強有力，是因為地方官員只有一個“僱主”，一旦離開了這個政治市場，就很難再尋找到其他政治機會。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當心政府的企業家精神（3）

只有從中國式分權的這種獨特安排入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中國的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有著史無前例的熱情。

‖光鮮的開發區與破舊的校舍‖

經常在國內走動的人一定為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而感慨，也會為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隔閡而嘆息。然而，你或許同樣會注意到，即便是經濟條件和發展水平大相徑庭，但各地方的政府對經濟增長的興趣仍然是普遍性的。這點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即便是在內地的城鎮，城市規劃的動作之大往往讓人咋舌。當然，落後地區緊巴巴的財政在以基礎設施建設助推經濟增長的同時，在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方面就顯得顧頭不顧腳。

在地方政府競爭的多種途徑中，財政支出顯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由於不同型別的財政支出對推動地區經濟增長（尤其是任期內的增長）的作用是不同的，追求“政績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就有激勵把更大的比重支出在能夠直接推動增長並有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基本建設上，而相對地會忽視在公共服務上的支出。如是我們有理由相信，財政分權體制以及與之伴隨的政府行為將對地方財政支出結構帶來顯著的影響甚至扭曲。

國際經驗是，為了吸引要素尤其是資本的流入，地方政府會競相削減其所徵收的稅率，同時地方間的“搭便車”動機和非合作行為也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給低於最優水平，這兩方面都會導致公共支出總體規模的不足。在中國的財政體制下，公共投入的責任更多地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不足的現象應該更加明顯。然而，至少在基礎設施上，中國演繹出了一個罕見的有效機制，大大領先於同水平發展中國家。寬廣的馬路、超前的市容規劃常常令人吃驚。最近中國和印度之間引人注目的比較視角展示了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絕對優勢。不久前《經濟學家》的一篇文章也指出，與印度類似，拉丁美洲也存在著基礎設施建設的困境，並且與中國形成反差的是，正是這些國家的政府成了基礎設施建設的絆腳石。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尤其是教育投入）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卻存在著令人尷尬的不足。這些方面投入的落後同樣可以在國際比較中得到清晰的展示。諾貝爾獎得主赫克曼不久前發表的研究指出，1995年中國（包括各級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資大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同時國民生產總值中大約30％用於實物投資，在美國，相應的數字分別是％和17％，並且此後10年來這種投入結構的失衡有增無減。在轉型和財政分權的文獻中，俄羅斯通常被當作是中國的一個反面參照系；然而，從財政支出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