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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六日戰爭”後，以色列國防軍似乎成了不可戰勝的軍隊。但那是它的權力巔峰期。後來，以軍的聲譽在一系列不成功的和政治上有爭議的戰爭中受到損害。以軍１９８２年入侵黎巴嫩遭致慘敗，第一次“起義”以僵局結束。２０００年５月從黎巴嫩南部撤軍也使以軍蒙羞受辱。

在以軍撤退４個月後，第二次“起義”爆發了，以軍重新回到了舞臺中心。以色列作出的強硬反應成為“恢復威懾”的正當理由。莫法茲透過在人口稠密地區實施更安全的作戰技術減少了軍隊的傷亡人數，也減輕了在自殺式炸彈襲擊之下更無安全感的公眾的壓力，使以色列國防軍的聲譽提高了。

第二，預算。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對軍國主義的拋棄可以從後來國防預算的削減中看出來。由於國民生產總值均攤，國防預算從１９９５年的９％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８％。美國軍援的增加部分抵消了預算的減少。但是，巴勒斯坦人的起義使國防預算又增加了。根據財政部的預測，在今年國民生產總值減少的情況下，國防預算將增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８．８％。

第三，社會變革。上世紀９０年代的經濟繁榮和拖延已久的和平程序，促使以色列上流社會脫離軍界、轉入商界，這使戰鬥部隊落入“外圍”社會分子手中，而下層社會承擔著與巴勒斯坦人作戰的重任，因而贏得了社會更多的認可。

對於未來的和平程序，以色列政治社會學家亞吉拉·利維預言，國際壓力和經濟衰退可能最終將以色列拖回到談判桌旁。但阿盧夫·本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以色列軍隊更可能繼續追求“贏得戰爭”的冒險目標，和平前景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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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沙龍官邸“掛上號”（1）

與沙龍做鄰居，麻煩事肯定不少。接二連三的爆炸聲常有，頻繁的安全檢查更是難免。當然，玩笑也不少。比如去拜訪沙龍，許多有經驗的記者往往穿著拖鞋，而且往往還要提著褲子。為什麼？因為皮帶頭都是帶鐵的，肯定要解下由機器檢測。就因為跟沙龍做鄰居，一不小心，我一介草民竟然在官邸“掛了號”，成了重點監控物件。

特工打電話查實我身份、背景

說起這件事，也怪自己疏忽。

話得從事發前一天夜晚說起，我因外出採訪，回家晚了，轉了附近幾個街區，竟然找不到一個泊車的位置。最後，無奈來到住所附近的“時光”咖啡館。這裡與沙龍官邸隔街相望，曾經發生過一次慘烈的自殺式爆炸。但現在依然燈火通明。

咖啡館旁邊停著一溜的車，泊在馬路牙子上。看看附近也沒有禁停標誌，而且有這麼多車“身先示範”。忙著回家寫稿的我就將車停在了這裡。

不想，卻鑄成了“大錯”。第二天一早去取車，路牙子上孤零零隻剩下我一輛車。車旁邊則是一個小夥子，一身黑服，五大三粗，平頭，腰挎手槍，耳塞通話器，正拿著一個金屬探測器，在車輛周邊忙前忙後地試探，不時趴下來望車底裡觀看。

雖然周圍沒拉警戒線，但看到這架勢，旁邊的行人和車輛還是遠遠繞開了。按照在以色列的生活經驗，很不幸，顯然我的車已被認為是可疑目標了。這位小夥子正在檢查是否有不明炸彈！

我趕忙上前解釋，說自己是昨天深夜停在這裡的，當時周邊有許多車，以為這是可停車的地方……開車的人總是怕警察，更何況是在這是非地方。我真怕一不小心他們把我當成了恐怖分子，或者真把車當不明炸彈物引爆了。

聽到我在旁邊連聲說著好話，黑衣小夥子站起來，面無表情，然後是一連串的詢問：這是你的車嗎？你是幹什麼的？來這裡多長時間了？

這種問題，倒是經歷過不止一次。於是一一作答：這確實是我的車，我是記者，來自中國，在這兒已一年了……

出於記者的職業習慣，我反問他：“好像你不是交通警察，你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呢？”這純屬明知故問，因為從穿著打扮看，我已猜測他屬於特工保鏢一類。如果沒猜錯的話，他應該就來自一路之隔的沙龍官邸。要沒這點眼力，我就白白做沙龍的鄰居這麼長時間了。

果然，他掏出一個證件，迅速在我面前一晃。“看見了嗎？”他問我。雖然不是特別清楚，但大致也看到了，證件上是照片，旁邊有較大的英文字——“ＰＯＬＩＣＥ（警察）”。這證明了我的判斷，他應該是特種警察，特工吧！

“那你肯定是來自那兒？”我指了指街對面的沙龍官邸。

他含笑不答。算是預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