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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時我竟不知道和她說什麼了，好半天，我才訥訥道：“曹菊和小英，她們還好嗎？”

她詭秘地笑了笑，隨即又撇撇嘴，陰陽怪氣地說：“小英我不知道，菊可是好得很呢。她在縣城飯館只端了半年盤子，就被一個大老闆看中。大老闆出錢，她在村裡建了一個塑膠鞋底廠，她現在可是村裡的紅人呢，我家貓貓爸就在她鞋底廠打工。什麼東西！說出去，人家還以為我們是好朋友呢，農忙時，我家貓貓爸想換成夜班，她死活不答應！”她越說越氣，越氣聲音越大。

我不由瞪大了眼晴，非常非常地吃驚看著她一張一合的嘴，我真懷疑那些話是從她嘴裡說不出來，不僅僅是她說話的語氣和神情，還有她說的曹菊。

我和淑芬同歲，小英比我們大兩歲，曹菊比我們小一歲，從小好得象穿一條褲子。一到螞蚱橫行的時候，我們就拿著網兜和盛螞蚱的口袋來水稻田。那時候的水稻田到處都是人，象趕集一樣熱鬧。不時有一團團小火燒起來，然後就飄來一陣陣香味，那是有人在燒螞蚱吃。

我們四個人每天都會找一個避風處，生火燒螞蚱。螞蚱幾乎成了我們的主食，每天都要燒一次。要是有一天沒吃螞蚱了，總感覺生活少了些什麼。

燒螞蚱時，要先掐掉肚子，只燒腰部以上的地方，因為只有那裡有肉。剛放進火裡的螞蚱半個身子還在跳躍，剩上半身的螞蚱跳躍幾下就不動了。不一會兒，螞蚱就開始“吱吱啦啦”地冒油，脊樑很快綻起一朵黃紅色的小油花。等到過年過節才有的肉香味出來後，就可以吃了。直到吃到四張嘴全都烏黑，我們才心滿意足地回家。

時間過得真快，兒時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四個人，現在差別是多麼大啊。

這時，越來越多的村人走過來，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他們熱情的和我打著招呼。不知是不是我的錯覺，我總感覺他們看我的眼神中怪怪的。但回家的喜悅讓我無暇多想。稻田裡捕螞蚱的人，踩著田埂向前小跑，網兜貼著水稻葉間飛行，很快網兜就沉重得墜下來，半網兜的螞蚱在裡面跳。

淑芬大約看得眼熱，丟下一句：“有空到我家玩啊。”就走開了。

我還想說什麼，她己經拿著蛇皮帶，加入了撲螞蚱的行列。

２５７。

她怎麼變成這個樣子？我忽然感覺家鄉並不是我想象中的最後一片淨土，也許家鄉並不能治療我的傷痕，不由悵然若失起來。

走到村口，我更加失落了。原先的老寨牆己經完全拆除了，村內不再象以前那樣陰暗，一片光明。原先高大的樹木都被砍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胳膊粗的小樹。左邊廢棄的水井己經填平。右邊的老槐樹倒是還在，但根部己經被磚砌起了半米高的圍牆，表面還抹上了水泥。

以前，老槐樹下是村裡最熱鬧的地方，但現在，卻一個人都沒有。

看得出，村裡向四周擴大了許多，幾乎都是寬敝的平房，村中間似乎還有兩幢小樓房，老房子己經很少了。常言道，近鄉情怯，不是沒有道理的。我趕緊整理了一下零亂的頭髮和衣衫，不經意間，前面牆上的一行大字吸引了我，定晴看去，只見上面涮著一行標語：“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這條標語是硃紅色的字，血淋淋的，很是觸目驚心。我想到肚子裡剛剛流掉的孩子，不由黯然傷神。

再往前走，又看到一條綠色的標語，口氣溫馨了許多：“再窮不能窮教育！”這條標語己有些斑駁了，我記得很早很早就寫在這兒了。以前還不覺得什麼，現在看了，不禁啞然失笑。“再窮不能窮教育！”既然如此，當初我為什麼上不起大學！

常看到媒體上說：“九年義務教育是免費的。”可我從小學到高中，不但沒有免過費，學費甚至越來越高。不僅是我，我今年１６歲的弟弟上初中時，學費是４００多。雖然學校就在鎮中學，離我家不算遠。但學校要求所有學生必須住校，而且必須在學校吃飯，就又要向學校交伙食費和住宿費。而這些，我在那個學校上初中時是不需要的。

還有，我們現在實行的是九年義務教育，那義務教育到底是什麼樣的義務呢？如果按照本義來理解，義務教育就應該算是免費教育，可事實又是怎樣呢？

要是弟弟明年考上高中了，就要到縣城上學，每年學費都得１５００元，另外住校還要生活費。一學期下來，最少也要２５００元，一年就要５０００元。所有這些，豈是普通農村家庭承受得起的？所以，一直以來，這是壓在我和媽媽心上的一塊沉重的大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