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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官，就是發財、出洋、歸隱、戀愛、墮落、行善，等等，這些活計幹久了，要幹得有滋有味都頗不容易。倘若不把過程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倘若沒有在過程中感受到辛勞的愉悅，那麼慾望滿足了便會乏味，目標達到了便會茫然，任何成功者都難免在通向未來一片空白的‘然後’二字前駭然心驚。”（《然後》，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公社瓦解，雖屬意料之事，但它來得太快了，而且不是由於內部矛盾的激化造成的，更不是由於經濟上的虧損導致的，這使人有意猶未盡之感。雜誌最終被停刊的訊息從北京傳到長沙的那個夜晚，雜誌社的部分同人聚集在一處喝茶。蔣子丹女士記得當時的情景，大家唉聲嘆氣之餘惶然不知如何是好，韓少功卻顯得相當淡定，他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人家不讓做，咱們就乾點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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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自敘（1）

乾點別的什麼呢？

從政為官，不失為人生一條大道，而且這條道路很早就為他敞開了。他二十九歲就是省青聯副主席、省政協常委，在省工會和省作協曾被當做“第三梯隊”的人選考察。但依自己的經驗，在不能得到革新的體制下，最好的官往往不過是把一個單位做成一個“維持會”，一個清官不用說是做實事就是要當下去也不容易。另外，他是一個性格獨立，喜歡清淨和獨行的人，深知官場上覆雜而等級分明的人際關係，並不利於這種個性的舒展。他曾給“科長”一詞寫下釋義：“比副科長有更多機會和更多義務，對不好笑的話哈哈大笑。”

這段時間，他經常獨自一人到海邊漫步，面對荒涼的海岸和無邊無際的天空，面對沉沒的太陽和不斷漲起的潮水，靜靜地閱讀一度被忽略了的自然之書，傾聽來自自己內心的聲音，重新梳理有些蒼茫的思緒。散文《海念》記述了他這一時期的心理過程——

大海老是及時地來看你。

大海能使人變得簡單。在這裡，所有的墮落之舉一無所用。只要你把大海靜靜看上幾分鐘，一切功名也立刻無謂和多餘。海的藍色漠視你的楚楚衣冠，漠視你的名片和深奧格言。永遠的沙岸讓你脫去身外之物，把你還原成一個或胖或瘦或笨或巧的肢體，還原成來自父母的赤子，一個原始的人。

還有藍色的大心。

當人從大海的深邃遼闊和湛藍找回自己原始的大心，生活中發生的種種事情都像是海面上小小的浪花，所有的計度也就被風颳走，變得無謂了。回想起《海南紀實》末期出現的那些刺痛人心的事情，他也有了幾分釋然、豁達和豪邁，“你為他們出戰，就得犧牲，包括理解和成全他們一次次的苟且以及被收買的希望”。在無人的海邊，他詢問自己：

你是不是生氣了？

現在想來有點不好意思。你真生氣了，當了幾天氣急敗壞可憐巴巴的乞丐，居然忘記了理想的聖戰從來沒有貴賓席，沒有回報——回報只會使一切淪為交易，心貶值為大糞。決心總是指向寒冬，就像駛向大海的一代代男人，遠去的背影不再回來，毫不在乎岸邊那些沒有屍骨的空墓，刻滿了文字的殘碑。多少年後，一塊陌生的腐爛舷木漂到了岸邊，供海鳥東張西望地停棲，供夕陽下的孩子們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關於狗的歌。

人在少年時代，給自己生命取向的時候，並不十分清楚這個方向上遭遇的種種可能，隨著歲月的增加，當這些隱秘的可能性漸漸顯山露水的時候，才真正意識到事情的嚴重。這個時候要改變初衷也還來得及，但韓少功不打算修訂自己少年的夢想，事情的嚴重反而激起了他更多承擔的勇氣。他深深地意識到，一個人對自己精神生活的選擇必須是一廂情願的，而且應當是義無反顧的，不能以別人的認同、支援和社會的回報為條件。也就是說，要真正做到無待。“你在遙遠的山鄉的一盞油燈下決定站起來，剩下的事情就很好辦。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權勢面前腿軟，都認定下跪是時髦的健身操，你也可以站立，這並不特別困難。”在散文集《海念》的後記《南方的自由》裡，他再次表達了這種決心：“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裡，我還有多少使自己免於渴斃的生力。我討厭大勢所趨之類的託詞。我相信一個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彈盡糧絕的文化困境，他也還能做點什麼，也完全可以保持從容——何況事情還沒有這麼糟，還不需要預付悲壯。”他把自己這種“在相同條件下作出不同的選擇”的自由，稱名為“南方的自由”。

一番權衡之後，他覺得還是退回書房，幹自己的老行當有意義些。儘管變革中的中國不斷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