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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侷限，但張承志獲得了生命的激｜情，擁有了與全人類相通的赤子的血性和賴以為文的高貴的靈魂，“至少不是一個紙人”。而坐在輪椅上的史鐵生以個體生命為路標，孤軍深入，默默探測人類心靈的純淨和輝煌，“顯示出他出於通透的一種拒絕和一種對人世至宥至慈的寬厚，他是一尊微笑著的菩薩”。

《夜行者夢語》（見《性而上的迷失》，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是對中國人文領域流行乃至氾濫的後現代思潮的解析；也是在作為絕對價值和絕對責任化身的上帝死亡，從而上帝說要有於是就有的光熄滅之後的暗夜裡，對人們精神困境的一種探索；還是對聖者與流氓兩種不同人格的一種勘誤。文章首先提醒慣於引渡外來概念判斷事物的人們，概念的內涵不僅僅是詞典裡的定義，“常常含注和負載著各種不同的心緒、慾念、人生經驗”。因此，哲學是從生命深處湧現出來，而不是用腦子研究出來的。腦子的研究者感悟不到概念之外的指涉。就拿虛無來說也有兩種：“一種是建設性執著後的虛無，是嘔心瀝血艱難求索後的困惑與茫然；一種是消費性執著後的虛無，是聲色犬馬花天酒地之後的無聊和厭倦。聖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錢財，但前者首先是看破了自己的錢財，我的就是大家的。而後者首先看破了別人的錢財，大家的就是我的。聖者和流氓都可以懷疑愛情，但前者可能從此節慾自重，慎於風月；而後者可能從此縱慾無度，見女人就上。”上帝死亡對於有些人來說，意味著承當更多的責任，但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意味著不再承擔任何責任，只有無邊際的權利和無止境的欲求。

“人在謀殺上帝的同時，也悄悄開始了對自己的謀殺。”不到一百年的時間，人也被宣佈死亡。在後現代的解構下，人的本原已成為虛妄，世界不過是一大堆文字，沒有終極和根本的東西，“一切道德和審美的等級制度都被證明出假定性和暫時性”。於是，一切都被允許，怎樣都行，“唯一不行的，即是反對怎樣都行”。人不再為任何本真的、神聖的、絕對的價值法則活著，人的存在也被還原為身體一維，身體功能慾望之外的一切存在訴求都是虛妄。“身體”一詞對“自我”的替換，“意味著人和上帝的徹底決裂，意味著人對動物性生存的嚮往與認同——你別把我當人”。

韓少功認為，歐洲現代精神危機不是產生於貧窮，而是產生於富庶。叔本華、尼采、薩特他們成長的背景，“是巴洛克式的浮華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錦衣玉食，是優雅而造作的禮儀，嚴密而冷酷的法律，強大而粗暴的機器，精深而繁瑣的知識”。而他們的中國學生卻是用迥然不同的中國經驗來解讀老師的精神叛逆，並且加以無條件限制的延用。這種情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差不多就是窮人想有點富人的憂愁，要發點富人的脾氣；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減肥藥，當成窮人的救命糧”。

在韓少功看來，“後現代哲學是屬於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學，是獨處者的哲學，不是社會哲學；是幻想者的哲學，不是行動者的哲學”。在中國，它會留下詩人，也會留下流氓。“對於有心使壞的人來說，‘怎樣都行’當然是最合胃口的理論執照。這將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來命名粗暴，以超脫來命名懶惰，以幽默來命名欺騙，以法無定法來命名無惡不作，或者乾脆以小人自居，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如果說，在社會管制嚴密的情況下，人人慎行，後現代主義只能更多產生於學院，成為一種心智遊戲；那麼在管制鬆懈之地，這種主義便更多流行於市井，成為一種物身的操作。”他預言，很多後現代人可能會與環境妥協，迴歸成為社會主流人物，因為“最虛無的態度，總是特別容易與最實惠的態度聯營”。

靈魂的聲音（3）

《性而上的迷失》（見《性而上的迷失》，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解剖的是性解放的潮流，他首先指出，性不算是人類的專利，而所謂性的解放是性禁忌和壓抑的必然結果，“正是傳統禮教的壓抑，蓄聚了強大的縱慾勢能”，正是禮教強加於性的種種罪惡意義，賦予了它日後神聖的光環，使縱慾成為一場盛大的凱旋。但是，當性的神話變成現實之後，並沒有真正緩解人心靈的孤獨和苦悶，而且還衍生出艾滋病、性變態、吸毒之類的苦果。實際上，由於男人和女人對異性的期待和追求並不對接，一般而言，“大多數男人尋找性物件時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獵色過多時最害怕投入情感，對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纏綿只會使他們感到多餘，瑣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數女人在尋找性物件時重在內質，重在心智，能力，氣度和品德”。男性文化一直力圖把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