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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具象，其實是感官的感覺經驗。語言和具象都是表達意義的媒介，語言是意義的明說，是線性的，清晰的；具象是意義的暗示，是多義的，含蓄的。在作者看來，一方面，“感覺也總是受到理智的控制，包括受到理智的篩選、整理、理解以及創造——語言在這一過程中必不可少”；另一方面，語言總是隱伏著經驗的具象，“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隱象’的千差萬別”，“在實際生活中，不同的人給同一個詞注入了不同的含義。這些含義，或者說構成這些隱義的隱象，既不可能從一個人身上抽取出來然後注射到另一個人身上去，也無法依靠當代晶片技術或克隆技術從一個人身上覆制到另一個人身上去，因此人際間的語言交流，即使能溝通於‘明言’層面的一致，也必定常常困於‘隱象’層面的各別”。沒有共同經驗為前提的言語交流充滿著誤會，“理解是誤解的別名”。索羅斯總結股市教訓時說“安全第一”，與一個新股民說“安全第一”，並非同一回事（《詞義》）。於是，作者斷言：大多數言詞實際上是“一種局外人能夠淺知但無法深知的暗語，類似社會中常見的行話或黑話，只有在具有語義默契的密談者那裡，才能得到確切和充分的理解”（《詞義》）。《暗語》一節透過經驗的再現闡釋了“地主”、“開會”、“小姐”、“飢餓”、“革命”、“錯誤”等幾個詞在不同情境下隱秘的含義和特殊的況味。

在實際生活中，具象和言語的交流往往同步進行，言說者總是以經驗的具象為依據來選擇詞彙，傾聽者也總是將語詞還原為對應的經驗具象來加以領會。正是明言和暗示在平行中的不斷相交所形成的對應關係，使理解成為可能。在這個意義上，《馬橋詞典》和《暗示》是互補的。《馬橋詞典》所要揭示的是言與意的關係，《暗示》所要揭示的是象與意的關係。將兩本書的內容結合起來，就構成了對言、象、意三個範疇的完整闡釋。

《暗示》的出版，給韓少功帶來了2002年度華語傳媒大獎的小說獎。由評論家謝有順撰寫的授獎詞稱：“韓少功的文字一直呈現著一個探索者和懷疑論者的堅定面容。他智慧的筆觸，時刻渴望在歷史、文明和語言的死結中突圍，這迫使他的寫作必定更多地關注被壓抑和被遮蔽的生活真相。他一次次地勇敢探索，一次次地突破語言和文體的邊界，似乎就是為了追問，在現有的語言未能抵達的地方，生活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精神又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形狀。韓少功把寫作變成了一種高難度的自我較量，他用語言反抗語言，用具象反抗概念，背後卻在找尋語言與內心焦慮之間的秘密通道。他的寫作已經成了文體變革和精神探索的象徵，這個象徵，因為有了2002年度出版的《暗示》，開始初具經典的意義。”

也是在這一年的4月，法國文化部授予了他“法蘭西文藝騎士獎章”。

《報告政府》（1）

八景峒的生活很快就顯示了它的優越性，山水的阻隔和路途的遙迢，遮蔽了許多日常的應酬和無用甚至有害的資訊，也暫時斬斷了灌木般蕪雜的人際關係，開墾出可供耕作的大面積的整塊時間，大大提高了時間的利用率和讀書寫作的進度。從海口帶過來的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文版世界哲學名著，包括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柏拉圖的《理想國》、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還有《四書集註》、《錢穆文集》和臺灣朋友贈送的六十多卷本的現代佛學論著叢書，都成了他認真品味的精神細糧。從四川退休過來的大姐和大姐夫的加入，使梓園裡的勞動力相當充足。園子裡的莊稼長勢良好，雖然算不上豐收，但在解決一家人的吃食之外尚有剩餘。每年的收成情況家裡都有相當詳細的統計——

統計表中還沒有包括餵雞的劣質瓜菜，沒有包括蔥、韭菜、苦菜、芋頭、蘿蔔、芋頭、姜、涼薯等小批次收成。吃不完的菜，他們就做成醃菜或者乾菜，用小袋包裝起來，貼上電腦列印出來的商標和條形碼，待進省城的時候帶上分送給朋友們消受。這些環保產品深受消費者歡迎。一些作家同行和學界的朋友，如方方、李銳、李陀、安妮？居里安、Julialover等也相繼前來探訪。他們在水庫裡划船戲水，在山野裡踏青訪貧，與韓家人分享梓園裡小農經濟的成果。有人臨走時候，還得到意想不到的禮物，如一個已經孵化過小鳥的鳥巢，一片色彩斑斕的落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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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梓園裡的瓜菜有了收成的同時，稿紙上的文字作物也愉快地生長，抽拔出許多鮮豔的花葉來。《暗示》脫手之後，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說也相繼在文學期刊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