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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海防、軍械、戰陣、經濟、地理、航運、船舶、漕運、河渠等方面,這三本書之所以研究價值高,都是因為王同學善於將自己官任上接觸到的案例、資料、體制等系統的編纂成書。
《越鐫》中詳細記載的大量通商案例很是寶貴。
《海防纂要》裡除海防理論外,還有戚繼光戰車中輕車的詳細資料,福船、廣船的製造方法及其優劣詳解'2',顯示釣魚島、黃麻嶼、黃尾嶼、赤尾嶼在明朝就屬於中國版圖的海航路線圖(針路'3'),以及在當時來說還比較新潮的觀念——世界。
《通漕類編》則是有關明代漕運、河渠、海運、海道等方面的詳細記載。
而王同學最為出彩的著作當屬《三朝遼事實錄》,此書對後世研究明清鼎革期間的遼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關於明清鼎革的史書文獻可謂繁多,《三朝遼事實錄》之所以能脫穎而出,主要是因為成書的體例。
在明末清初,修史書的文人很多,有壯志未酬的、有心懷鬼胎的、有文過飾非的、有專供御用的、有指點江山的、有道聽途說的、有一洩私憤的,也有擾亂視聽的,還有專門跑來湊熱鬧的(比如朝鮮),反正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這些所謂史書一般都沒有學術規範,講求的是要主觀不要客觀,要的是說辭而不要依據,只要能自圓其說,只要寫得高興,就怎麼寫都行。
如此的濫竽充數之下,相互抄錄也大行其道,一個事情,你抄我的,他再抄你的,別人再抄他的,最後不論是否屬實,在大家眾口一詞之下,大家可互為奧援,即便是造假也能避免“孤證不立”的尷尬,往後時間一長,若再有後人來修史,一看各種“史料”都眾口一詞,那即便是假的也能成事實,如此修史還不如不修。
以上這些史書的行文體例都很不規範,大多是作者直接以敘述的形式講故事,這樣很容易夾雜私貨,有時講著講著,講不通了就乾脆編一通理由,對不對無所謂,只要能把事情說圓就好,也並不講求引證、實證這些規範。所以,這些所謂史書文獻沒有太大的史料價值,充其量也就能反映一下當時的輿論走向(跟小報差不多),對於探求歷史真相非但沒有幫助,反而還有擾亂視聽的效果。
當後世研究者在面對這一堆所謂“史料文獻”的時候(其實是小報),如果是想弄清楚歷史真相,那只有頭大、頭暈的份兒,因為每一本史書的內容都能算是一路諸侯、有此一說,對於這些說辭很難進行取捨,憑什麼信這本就不信那本呢?不過,也有人樂於接受這樣的狀況,原因很簡單,既然誰說了都不一定準,那隻要巧妙運用其中某些史料,“旁徵博引”一番,歷史就將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但凡看到有人蒐羅一大堆“史書”來標榜自己的說辭是所謂“真史”,大家就要小心對待,謹慎從事了,因為此人或許別有用心。
不過,史實就是史實,真相就是真相,它們並不會消亡於眾多各執一詞的小報之中,更不會任人塗抹篡改,真正能留存事實、去偽存真的文獻,現世之中雖然不多,但卻不是沒有,這些文獻就是各個歷史事件裡,那些當事人的奏章、疏議、上諭、往來信件等原始文字,俗稱第一手資料。
這些第一手資料可以將某個歷史場景之中,當事人的意願、判斷等主觀資訊,以及事件本身的細節,準確無誤的反映出來,這顯然對於探求歷史真相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作為第一手資料,原始文字的公信力之強,放在今天甚至可以作為法庭的呈堂證供,而那些二手史料最多能算是輿論報道,開一卡車來也抵不上一句呈堂證供(貨真價實的一句頂一萬句)。
而王同學的《三朝遼事實錄》就堪稱是一本“第一手資料合集”,此書的體例相當獨特,全書基本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王同學廣泛收集的萬曆、泰昌、天啟三朝關於遼東戰事的奏章、疏議,他將這些第一手資料原文照抄下來之後再按照日期歸檔,這個部分是全書的主幹;第二個部分是王同學以按語的形式在部分奏章後批註的一些評論,主要是談談這些奏章內容有沒有誇大其詞,後來事情是辦成了還是砸鍋了,原因究竟是什麼,以及寫奏章的人有沒有口是心非、自食其言之類的。
就史料價值而言《三朝遼事實錄》中收集的奏章、疏議自然是不言而喻了,這些第一手資料跟之前那些濫竽充數的文獻有著本質的區別'4',所以此書成為了研究明末遼事的重要文獻之一,就連《明史》也頻頻使用王同學書中抄錄的原始文字,只是使用方式比較獨特——歪曲篡改、添油加醋、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等等應有盡有,這些在前面已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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