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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好好幹，不會在（再）有抄（炒魷魚）的現象。

姐姐，你好，弟弟也不知怎樣謝，怎樣來對你說才好。我知自己也是最清楚最明白的，在你手中拿了不少錢用了。但是，我卻一分也沒有早（找）到。我心裡每時每刻都想，用錢這麼用，找錢也是蘭（難）上加蘭（難）。但是，我也沒有辦法。知（自）己也只有這個本事，也只有這個命，和會（運）氣。現在請姐姐放心，不會有什麼事的，也不用你來擔心我。現時廠裡每天都加班，白天沒有時間，所以今晚才寫信。請原諒。其它不想多談。

龍偉

93年4月17日

“一個耳光值多少錢？答曰：人民幣400元。”

一家外資企業，外方老闆下車間視察，看到幾個青年女工在聊天。他走到一位正在滔滔不絕的女工面前，二話不說，“啪”地打了她一個耳光。

事後，有人告訴老闆，當天機器大修，工人可以不上班，那幾個女工留在車間是想看看有什麼事可以幫忙的。

第二天，老闆把那位捱打的女工叫到辦公室，遞給她一個信封，裡面裝著400元人民幣。

1993年10月11日的《解放日報》文章說：一個耳光值多少錢？答曰：人民幣400元。

這一年，在北京王府井麥當勞，員工更衣櫃裡出現一張張神秘的傳單。這份抬頭為“自己人啟”的傳單就勞資雙方的摩擦向老闆下了“帖子”，還說：

與其得過且過，何不據理力爭，徒勞的輕信和等待，得來的永遠是別人的說一不二……既然已不再幻想有誰來做救世主，那麼，我們只能努力地去做到：自己對自己負責。

“西安是中國的古都，故都，而現在在歲月的流逝中荒廢了，成為了一座廢都；而中國又可以說是地球格局中的一個廢都；地球又可能是宇宙中的一個廢都。”

賈平凹長篇小說《廢都》1993年出版並風行，作者如是解釋書名由來。

草帽歌

“四隻金錢豹，十三頂大蓋帽，都來吃一個破草帽。”

1993年，全國政協委員樊海山引用這句順口溜，批評財政、稅務、工商、銀行四個部門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員，都在農民身上斂錢。

據統計，1993年，全國平均每個農民交給國家稅金元，比1980年代增加了一倍。在河北農村，拖拉機車檢換本要30元，結婚登記要227元。江西的“農民負擔”有104項。山西“農民負擔”多達228項，政府辯稱，其中有114項是合理合法的。

1993年春天，田紀雲用“乾柴烈火”形容農民的不滿情緒，李瑞環在人代會上言辭懇切：“我們的一切方針必須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損害群眾利益的事，不可能長久。”

走向邊緣

“今日中國知識分子之邊緣化，是幸事而不是災難，是勝利而不是失敗。”

《讀書》1994年第1期發表的趙毅衡《走向邊緣》中說。作者接著寫道：

這個勝利的條件是：主流社會已進入技術官僚體制，因此知識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擁有傳統社會計程車大夫政治權力；主流社會已進入社會意識形態淡化時期，知識分子不必也不可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會精神領袖；主流社會已進入經濟自動運轉的體制，因此不需要知識分子來做齒輪或螺絲釘，或歌頌物質生產。

作者提出：

要完成好這個文化職責，知識分子必須堅持邊緣化的批判，即“純批判”，實際上就是中國最早一批現代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採取的立場，即“只症病不開藥方”。

“文化不等於意識形態。紛繁複雜的文化現象，並不是只有階級內容。文化形成比階級的形成早，‘壽命’也比階級長，人類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勞動人民以及統治階級中的開明人物的勤勞創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識形態可能在歷史上曾經屬於某一階級，但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它已成為人類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階級所專有的了。”

蕭克將軍在《炎黃春秋》1994年5月號上撰文說。

中南海法制課

1994年12月9日，華東政法學院教授曹建明走進中南海懷仁堂，為中央政治局領導上了一堂法制課。此後，中央領導集體學法形成制度。

原司法部法宣司司長劉一傑回憶，當年，司法部黨組向中央書記處提出為中央領導同志舉辦法制講座。中央很快同意了。當時是關貿總協定談判正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