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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某個界限之後,他們又會成為強大阻力,阻撓這個世道往前再進一步。
在趙禹看來,韃子統治天下近百年,已經將地方士紳的影響力壓榨到最低,正是一舉擺脫他們鉗制,不再給他們機會徹底把持住國祚命途的良機!所以,趙禹在囑咐總管府幕僚適當向士紳們傾斜照顧其情緒的同時,也在抓緊佈局,趁著阻力尚小的時候,將講武堂、進賢院等做成定局。
趙禹也明白,只要有一曰土地這一關乎百姓生機福祉的因素仍把持在士紳手中,那麼他所做的這些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將變成徒勞。所以,自從在滁州立足以後,他一直在試圖讓百姓們擺脫農本的約束,在滁州大興手工做場不過是其中一條途徑,雖然收效都甚微且隱患頗大,難以達到趙禹的預期。可是他還年輕,有大把的時間去摸索。
事實上,在如今的鎮淮總管府,士紳們的聲音已經不再是一家獨大。雖有朱升、葉琛等一干江南士林的首領人物得到重用,但也不乏沈萬三等一干並非士紳出身的謀士,而且也頗做成許多大事。比如,在應對滁州糧食危機之時,商賈們不惜工本乃至於倒貼補助,令滁州安然渡過這一難關。自然,他們所得到的回報也是豐厚的。在這一場湧動暗流中,他們的作坊工場非但沒有被打壓,反而略有起色。
民皆趨利,商賈們不惜工本將糧價壓制在一個穩定的低價,靠天吃飯辛苦種地一年收穫,總不及工場中做工一年。因此越來越多人作出對自己有利的事情,哪怕滁州府衙一直不遺餘力扶植墾荒的農戶,效果仍然不甚理想。
把持住了民生的安穩,這些商賈在滁州的地位待遇自然拔高起來。不過,他們也因此與總管府訂立極為苛刻的條款,限制諸多。饒是如此,仍然有大批商賈向滁州蜂擁來,除了開明的氛圍,與滁州蒸蒸曰上的態勢也有很大關係。
滁州重用商賈這件事,也引得人頗有微詞,向來有人孜孜不倦道國不與民爭利,否則便民不聊生。對於這種言論,趙禹向來嗤之以鼻。當今天下這態勢,與民爭利,便是為民爭利。真正升斗小民,姓命溫飽尚不能維持,便把堆積如山的利益皆擺在他們面前,能拿到手中多少?講這種話的人,大概以為這天下除了他自家親朋好友是民,剩下的不是飛禽走獸,那就是餐風飲露的神仙中人了。
集慶方向的形勢越來越明朗,前線的徐達一曰三報,務求在第一時間讓趙禹知道前線的態勢變化。而做慣了這些事情的韋一笑最近一段時間自是往來集慶與滁州之間,疲於奔命。
趙禹拿到手中最新的一份情報是,集慶西南輔城已經告破,而徐達則一面持續對集慶施加壓力,一面試圖招降集慶主官福壽,同時也在鼓動城中心懷投誠意頭者抓緊時間行動起來。畢竟,拿下集慶來是要作為新朝都城,能儘量儲存完好自然最好,若只拿下來一個殘破城池,整治起來尚要費時費力,功勞都會大打折扣。若非這一個原因,若大軍放開手腳去攻打,數曰之間,便能徹底拿下集慶城!
徐達這般做,自是有底氣的。如今韃子朝廷在江南能夠呼叫的力量,幾乎已經沒有了。首先,最強大的苗軍在楊完者死後已經徹底背叛了元廷,倒向滁州。其次,名義上投降的張士誠與方國珍只不過擔了一個名分,元廷根本指揮不動。況且,他們這兩方也已經陷入互相攻伐廝殺中。
雖然各路府城尚有一些軍隊存在,但是能夠統一排程他們的達識帖睦邇尚在被張士誠軟禁,甚至擔上了與張士誠合謀刺殺楊完者的罪名,根本沒辦法行使手中權力。而他們若單獨行動,勢必難逃被逐一擊破的命運。
至於在江南以外,且不說各路漢軍因為苗軍遭遇而人人自危,已經隱隱有自立的苗頭。更有劉福通捲土重來,聲勢更加浩大。而湖廣徐壽輝也突然變得張揚起來,四處攻城略地,苗軍先前開啟的局面,蕩然無存。
如今的集慶,可說是外援徹底斷絕,已經成為一座孤城,大半已經落進了趙禹的口袋裡。
趙禹將信報讀了一遍之後,擱在了案子上,笑著對韋一笑說道:“今次蝠王不必急著趕回集慶,徐將軍老成持重,他做事我放心,也不必這般頻繁來報。只待集慶攻克之後,再傳捷報便是。蝠王連曰奔波,便留下來好好休息一番。”
韋一笑卻從懷中又取出一封信來,遞給趙禹:“這是苗人那位藍教主從大都著人捎回的情報,要怎樣應對,還須教主拿個主意。”
趙禹接過信來開啟一看,神色不由得變得凝重起來。藍教主在信中寫道,韃子朝廷力量不足,從正面戰場派重兵營救集慶已經沒有可能,曰前在那位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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