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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立刻去做麼？”孔子看了子路一眼，慢條斯理地說：“總要問一下父親和兄長吧，怎麼能聽到就去做呢？”

子路剛出去，另一個學生冉有悄悄走到孔子面前，恭敬地問：“先生，我要是聽到正確的主張應該立刻去做麼？”孔子馬上回答：“對，應該立刻實行。”

冉有走後，公西華奇怪地問：“先生，一樣的問題你的回答怎麼相反呢？”孔子笑了笑說：“冉有性格謙遜，辦事猶豫不決，所以我鼓勵他臨事果斷。但子路逞強好勝，辦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勸他遇事多聽取別人意見，三思而行。”

這便是因材施教，在孔子生活的那個年代，禮崩樂壞，世衰道微，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完全被打亂了。孔子對此懷著極大的憂慮，不斷深思造成這種動亂的社會根源。。

“為政以德，闢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孔子由仁的倫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強調只有拯救人心，才能拯救世界。因此，孔子認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君子儒”，為此孔子將教育內容分為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置德行於諸科之上。孔子認為要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就需要提高個體的修養，不斷完善自我，以達“仁”的境界。

孔子曾告誡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在孔子看來，“君子儒”應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投身到當時諸侯各國的政治改革中去。孔子所謂“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賢人”中，有不少從政的。像冉求、子路、宰我、子游等人，曾為列國大夫或邑宰，子貢常相魯、衛，在施政上很有政績。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

在教育物件上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由於孔子教學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相傳他門下的學生竟達三千人之多。所謂“有教無類”，或指出身、貧富不分類，或指族種、地域不分類。

孔子之前的古代教育制度是王官之學，特點是官師合一、政教合一，只有社會上層的貴族子弟才有資格接受教育。但是到了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官失其守”、“學在四夷”，孔子以“存亡繼絕”的歷史使命感，搶救並整理了瀕臨散失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時以此為教本，創辦私學。

孔子辦學之後，許多著名學者也帶領門徒四處講學，從而促成了春秋戰國思想自由、學術繁榮新局面的形成。

在《論語》中孔子的教育觀得到充分體現，他的因勢利導、因材施教以及重視學習者主體性參與的教學活動，體現著對個體的發現與尊重，強化了個體的自我主體精神和價值意識，增強了個體的社會責任感和對自我人生實現的期待。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應該說孔子的教育思想對於社會和個體人生都具有無限的價值和意義。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歷史的屬性，但辯證地、客觀地分析評價其價值和內涵，發揮其合理的、普遍性的價值意義，對於現代教育的發展以及教學思路的開拓必將具有積極的意義。

孔子的因材施教，便是重在發掘門下弟子的個人價值，杜睿如今也是如此，他門下的學生雖然不像孔子那般多，但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每個人的興趣不一樣，自然就不能一概而論了。

或許此時節的寶釵，黛玉還不明白杜睿為何這般自討苦吃，或許就連杜睿自己都不知道，他府中這間小小的學館，在日後居然發展成了大唐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府。

而杜睿門下的這一百零九名弟子，在日後也在大唐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他們之中誕生了科學家，軍事家，文學家，農學家，法學家等等，成了大唐的中流砥柱，為大唐的發展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杜睿也成為先秦之後，唯一一個被後世人上升到聖賢的教育家。。

當然這些杜睿都是不知道的，他授徒的本意，不過是為了能在今後進入大唐權力核心之後，能有更多的臂助，掌握更多的話語權，至於後來的成就，也不過是意料之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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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城內

薛養言等人結伴到了長安城的第三天，便有人到了他們居住的旅店。自打杜睿的那封信被送到李承乾的手中，李承乾便上了心，聽聞五人已經到了長安，便派人來召見。

新法推行之前，那些來長安參加科舉的學子，到了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