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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研究這個過程，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其實，按照原來的計劃，我這“帝國系列”本是“三部曲”。《惆悵》和《終結》之後，還會有一本書談制度的演變。但這個計劃因為走上“百家講壇”而被中斷，還不知將來是否可能再寫。留下的，只有一篇提綱性的文字，這就是原本收入《惆悵》一書，現在移到本卷的《好制度，壞制度》。

201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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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樊樹志 （1）

復旦大學出版社社長賀聖遂先生、總編輯高若海先生，要我為易中天先生的大作《帝國的終結》寫一篇序言，當即欣然同意。如何下筆頗費躊躇。以易先生目前“學術明星”的聲望，正如他的名字一樣——“如日中天”，所寫的書，都是讀者爭購的暢銷書，無須我的序言來錦上添花，何況我的序言未必能夠“添花”。之所以“欣然同意”，不僅僅是作者和出版社方面的盛情難卻，確實發自內心。在我認識易先生之前，已經在新聞媒體上有了文字之交。

2006年上海書展，我應邀在書展現場（上海展覽館）作一次演講，推介中華書局出版的拙著《國史十六講》，演講的題目叫做“重新解讀國史”。演講完畢後，有人提問：易中天在央視百家講壇的“品三國”是不是“戲說”？我說：不是。他再問：是不是介於“戲說”與“正說”之間？我說：不是，就是“正說”。他問：為什麼這樣說？我說：他用《三國志》，而不是用《三國演義》來講三國曆史，對歷史事實與細節有所辨析，所以是“正說”。只不過講的方式和歷史學家有所不同，生動活潑，引人入勝，令人耳目一新，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還特別強調，由於他和百家講壇的各位“講師”的努力，通俗生動講解歷史，為大眾喜聞樂見，激發大眾對歷史的興趣，形成了近年來盛況空前的歷史著作暢銷的“歷史熱”，這是一件大好事。我作為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的專業人員，非常感謝他們，對他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沒有想到，這些話竟然在第二天的《新聞午報》上發表了，標題赫然：“史學大師樊樹志教授力挺易中天”，使我感到意外。所謂“史學大師”當然是那位記者“加冕”的，本人何德何能，敢戴這樣的“高帽子”！無論道德、文章都與前輩大師相去不可以道里計，這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的。不過“力挺易中天”倒是事實，並未違揹我的原意。後來聽易先生說，同樣標題的報道，也見於香港《大公報》。可見，敏銳的新聞記者，感覺到這是吸引眼球的“新聞”。或許是因為，與大眾一片叫好形成強烈的反差，在學者圈子裡，對易先生頗多非議。我大概屬於學者中的另類，敢於“力挺”，便成了“新聞”。我感到很高興，新聞記者能夠把不同聲音公之於世，表明學術界並非只有一種聲音。

此後，我在復旦的課堂上，多次重申了上述觀點，並且向他們學習，盡力把歷史講得生動活潑，而又要入木三分，發人深思。這幾年來，我每個學期都在復旦開講“國史概要”，每次聽講者都有兩百多人，看來“歷史熱”已經影響到大學。

央視百家講壇推波助瀾的“歷史熱”，對於我們歷史學界來說，實在是一件大好事。不僅使得全民關注歷史，而且也影響到了高考。據我從權威部門獲得的資訊，這兩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3＋1”的“1”，多數考生的選擇，已經由以往的政治轉移到歷史。“歷史熱”對於幾代人的影響，將是無可估量的。

看來，歷史應該寫得“好看”，講得“好聽”，已經不單是一個形式問題。要從象牙塔裡面出來，為大眾接受，必須寫得“好看”，講得“好聽”。但是，這個“好”，並非“戲說”。對於歷史題材的電視連續劇的“戲說”之風，人們愈來愈厭惡。歷史劇的編導們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評他們胡亂“戲說”，他們就藉口“我們不是編歷史教科書”來回敬。人們當然喜歡看有趣的戲，而不是乏味的教科書演繹。但總不能老是讓大家看“關公戰秦瓊”啊！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序言　樊樹志 （2）

換一個角度看問題，人們也可以批評歷史學家，為什麼歷史著作老是寫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寫成“八股”腔的高頭講章？其實歷史本身的人物與事件，情景與細節，是極其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充滿了波詭雲譎、風雷激盪，無須“戲說”，就可以寫得有聲有色。司馬遷《史記》就是一個最佳典範，無須“戲說”，照樣引人入勝，很“好看”。多年來持續暢銷的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把萬曆時代的歷史用別具一格的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