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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城邦（3）

第三，就國民身份而言，城邦裡的人是“公民”，邦國裡的人是“臣民”。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作為主人，他們有拿起武器保衛城邦的義務（順便說一句，他們的武器、甲冑和馬匹全都是自費的），也有參加邦內議事和審判的權利（也順便說一句，參加這些工作起先都是不領薪水的，也沒有什麼加班費、勞務費、出場費）。在伯裡克理斯時代，雅典的全體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會”，對諸如宣戰與媾和之類的城邦大事，握有最高決策權、監督權和終審裁判權，這就叫“主權在民”。每個公民在公民大會上都有選舉權，也都有被選舉權，都有可能被選為“議事會”成員，也都要輪流參與陪審法庭，這就叫“輪番為治”。“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加起來，就叫“民主”。或者準確一點，就叫“城邦民主”。

城邦裡面不但有公民，還有奴隸。奴隸是沒有權利的。邦國裡面的臣民卻既不是奴隸，也不是公民。他不是奴隸，因為有功可以授爵。他也不是公民，因為無權參政議政。即便參政議政，也是奉命奉旨，不是他的權利和義務。因為臣民不是國家的主人，而是君主的僕人。這裡說的“君主”，還不一定就是國君。國君固然是國內的君主，卻又是天子的臣僕。同樣的，大夫之於家臣、父親之於子女，也是君主，是“家君”。所以，在邦國時代，“君”至少有三種：天下之君、國君和家君。這些“君”對於自己的“臣”，在理論上握有絕對的統治權，包括生殺予奪之權（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這種君臣關係是不能變動的，不存在“輪番為治”；這種君臣關係也是不容顛倒的，不存在“主權在民”。

邦國與城邦，豈能混為一談？

事實上邦國也是更接近於帝國，而不是接近於城邦。城邦是不可能發展為帝國的。所謂“雅典帝國”、“斯巴達帝國”，其實不過是以雅典和斯巴達為盟主的聯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帝國。希臘的城邦也沒有一個發展為帝國。其原因，除城邦的自治、自給、主權在民等等與帝國制度不能相容外，還因為城邦不是戰爭的結果。城邦制度的建立，起因於海外貿易和海外移民。儘管希臘人原本也是蠻族，他們的貿易和移民一開始也難免伴隨著強盜行徑和海盜生涯，但城邦制度的建立並不能歸結為戰爭。

帝國制度和邦國制度卻是戰爭的產物，是兩個蠻族的後裔（周和秦）武力征服世界的產物。帝國是秦王嬴政率領秦軍打出來的，邦國則是武王姬發率領聯軍打出來的。因此，帝國誕生之前，諸侯之間的戰爭史不絕書；帝國誕生之後，改朝換代也主要靠戰爭來實現。

當然，希臘的城邦之間也有戰爭。慘不忍睹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就發生在城邦時代的希臘。希臘最終也要走向統一，變成帝國，但這不是城邦的願望，因此必須假手於蠻族馬其頓人和“洋化的土著”羅馬人（這是顧準先生的說法）。結果造就的也不是希臘帝國，而是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這就又與邦國不同。邦國制度因戰爭而起，因戰爭而亡。它的軍事性質、鬆散結構和那個不可或缺的“天下共主”，就是戰爭的策源地；走向一統和變成帝國，則是它的歷史使命。因此，邦國能夠而且一定要發展為帝國，因為它其實只是帝國的預備階段。只不過這個預備階段長了一點，竟長達八百多年。

其實，從文明初起，經過分散發展，達到統一帝國，“幾乎可以說是規律”，不能變成帝國的城邦反倒是個例外（請參看顧準先生的有關論述）。但這個“例外”卻給世界留下了寶貴的遺產，這就是民主與共和。這份遺產至今仍在造福人類，因此就連我們這些東方人，在提起古代希臘時，也不免懷有崇敬的心情，儘管那些城邦不過“蕞爾小國”。

歷史是公平的。當世界跨入文明時代門檻的時候，它給了東西方兩個偉大民族以同等的機會，讓它們各自創造了一種國家制度，並分別成為後世的楷模。邦國和城邦，它們一個是帝制的淵藪，一個是共和的源頭，但都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邦國制度發展而來的帝國制度，曾使我們民族龍騰虎躍，在世界上獨步一時；而城邦制度留下的政治遺產，則在千年之後大放光輝，併成為當今世界不可阻擋之潮流。東西方文化和東西方制度的這種“交相勝”，其秘密究竟在哪裡呢？

我們還是先從西周封建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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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封建的秘密（1）

儘管缺乏足夠的證據，但似乎仍可大致推定，邦國制度萌芽於夏，初始於商，成熟於周。事實上後人所謂“封建”，指的也是西周時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