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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黃仁宇先生《中國大歷史》所言，當其他國家還在“片面改革”的時候，秦國已是“全面的翻新”。這並不奇怪，因為秦國原本就與眾不同（與眾不同的還有楚，這裡不細論）。其他那些諸侯國，大多是按照西周封建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每個國家差不多都是一個微縮的周王朝，國君往往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政權其實掌握在卿大夫手裡，即所謂“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於是有三家分晉，有田氏篡齊。秦的政權卻一直掌握在國君手裡。也就是說，他們實行的本來就是軍事集權制，商鞅的變法只不過推波助瀾，使之更上一層而已。

因此，秦最終奪取了天下，只能歸結為秦國有當時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說，他們把這個新制度建設得最徹底，也運用得最徹底。這個新制度，就是初具規模的中央集權制。或者準確地說，國君集權制。這樣一種被黃仁宇先生稱之為“極權主義”的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國內的資源和財富，最大限度地激發民眾的生產潛力和戰鬥勇氣，並保持一種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集體性格”，從而使秦王國在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最終消滅六國，建立一統天下的新政權。

現在要做的，只不過將“地方集權”（邦國集權）變成“中央集權”（帝國集權）。這對於秦人來說，其實駕輕就熟。如果說還要做什麼的話，那就是把其他六國的兵器全部運到咸陽，集中銷燬，鑄成十二個金人（銅人），以示徹底告別武力社會，永不興兵。

大秦帝國誕生了。中國從此進入權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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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君臨天下（1）

帝國是權力社會的典型形式，皇帝是帝國的核心。

我們知道，大秦帝國建立之初的御前會議主要做出了兩個決定，一是帝國的元首從此稱為“皇帝”，二是廢除“封建制”，實行“郡縣制”。許多人認為，改稱“皇帝”，不過是為了滿足秦始皇的虛榮心，柏楊甚至稱之為“嬴政意淫”，並認為這說明他“智商平平”（《柏楊曰──讀通鑑·論歷史》）。依我說，這未免小看了秦始皇。不可否認，這裡面確有虛榮心的成分。所謂“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帝與王原本就不可同日而語。王，是部落時代的稱號。大一點的部落首領都可以稱王，是為部落王。後來，大一點的諸侯國君也都稱王，是為諸侯王。比如楚的國君，就不管周天子只給他封了個子爵，早就自說自話稱王了。帝，卻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敢亂稱的（戰國末年，秦、齊均曾稱帝，但不久即恢復稱王），皇帝的稱號則更是聞所未聞。人人得而稱之的“人稱”（王），豈如獨一無二的“天號”（帝）？

然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實際上，秦始皇的更改名號，並非心血來潮。他並未將“秦”改為“周”或別的什麼，就是證明。但不將“王”改為“皇帝”（或別的什麼），卻萬萬不行。因為就政權而言，秦還是秦，並沒有變；但就國家而言，則“此秦”已非“彼秦”。過去那個“秦”是王國，現在這個“秦”是帝國。如果沿用“王”的稱號，不但無以與已滅諸國相區別（六國國君均稱“王”），也無法與周王室相區別（周天子也稱“王”）。周天子是名義上的“天下之主”，秦皇帝則是實質上的“天下之主”，豈能混為一談，統稱為“王”？

其實，周天子自稱為王，和秦始皇自稱為皇帝一樣，也是有特殊政治意義的，那就是要把事實上的國家變成法理上的國家。現在，秦同樣有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從事實上的帝國變成法理上的帝國。如不稱帝，嬴政又怎麼能給自己的帝國加冕？我們必須清楚，秦發動的這場“革命”，並不只是要換個“朝代”，而是要用一種新的制度（帝國制度）取代舊的制度（邦國制度）。秦始皇完全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他才自稱“始皇帝”，即“新制度的第一人”。而且，正因為皇帝這一稱號是帝國制度的象徵，所以始皇之後歷朝歷代的君主，也都自稱皇帝，沒人再改稱王。如此看來，柏楊先生的批評倒是顯得“智商平平”。

不要以為稱王或者稱帝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要知道，“皇帝”與“郡縣”共舉，而“王制”則與“封建”並存。依舊稱“王”，就意味著還要實行封建制。此為始皇所斷然不能同意（李斯的建議不過“正合君心”而已）。因為封建制是“天下共享”，郡縣制才是“一人獨裁”。按照封建制（即邦國制），從王（天子）開始，到公、侯、伯、子、男，甚至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領地和特權。就連最低一級的貴族──士，也有相對獨立的人格，可以在諸侯之間遊走，高高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