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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世界性的超級大國了。於是大唐帝國的京都長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國際化大都市，其中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裝離奇的“追星族”。唐帝國的政治、軍事、文化，都是他們狂熱崇拜和競相模仿的物件。其中最熱忱的是日本人。他們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三千人。除正副使節外，還有大量的留學生和學問僧。有的來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長安修建的，只不過規模和範圍遠遠不及而已。

大唐，難道不是盛世？

唐成為帝國的黃金時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晉南北朝長達三百多年的動亂是一個原因（這一點我們後面還要再說），隋的統一中國也是一個原因。沒有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沒有隋的創業奠基，就不會有大唐盛世。從這個意義上講，唐太宗的所謂“貞觀之治”，不過是摘了個桃子。當然，能夠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煬帝那樣把桃子丟了，應該說還得歸功於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開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舉措，就是堅持、發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創立的兩個制度──科舉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說：“唐製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重要的規定，就是“學者皆懷牒（譜籍）自列於州縣”，也就是憑戶口或出生地證明自由報名參加公開的考試，並根據考試的成績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候選人。這就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是一種人才選拔制度，中國古代叫“選舉制度”（選就是選擇，舉就是提拔）。這樣一種制度，要遠比秦漢的察舉（察舉徵辟）和魏晉南北朝的薦舉（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於國家。它的意義，我們以後還要再說（詳本書第三章）。這裡要說的是，正因為科舉制度既有利於人才選拔，又有利於中央集權，因此它也就被後世王朝所繼承，並視為關係到王朝命運的頭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續到公元1905年。

與此相同步，自隋始，郡縣僚屬（副職）不再由主官（正職）自闢（自己選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員都由中央任命。這無疑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另一項也是由隋創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機關分為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其中尚書省下又分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書省負責辦理下行的檔案，門下省負責稽核上行的公事，尚書省總攬六部，負責所有的行政工作。這樣看來，中書省有點像立法部門，門下省有點像監察部門，尚書省則有點像行政部門。三省分權，同為宰相。但這種“分權”（實為分工），只是為了皇帝更好地集權，甚至只是為了更好地辦公（中書、門下兩省其實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和西方的“三權分立”完全兩碼事。

不過“三省六部制”的意義仍不可小看。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任何統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國。任何一任皇帝無論賢愚，都必須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團來管理國家。這個官僚集團歷朝歷代人數不一，但即便精兵簡政，對於那位“孤家寡人”來說仍未免過於龐大。如果沒有起碼的權力制衡，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權力的執行就將無法控制。因此，帝國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軍事、監察的“三權分列”；至隋唐，則又有尚書、中書、門下的“三省分權”。這是因為，雖然行政、軍事、監察三權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權（相權）仍嫌過重，有威懾君權之虞。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減相權。宋代開國以後，太祖鑑於唐末五代政局紊亂，內則權奸專橫，外則藩鎮跋扈，乃盡收地方之權於中央，復收中央之權於君主，實行唐末以來文武分權的中書省與樞密院“二府制”，進一步用樞密院來制約中書省（宋代中書省其實包括唐之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到了明代，朱元璋乾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國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腦，就更是集權了。當然這是後話（詳下節）。總之，科舉制度選拔官員，三省制度制約權力，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大唐帝國就可以實行它的全面對外開放政策了。

四　盛極而衰（3）

這裡面也許有種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國的創始人是都有少數民族血統的。隋文帝楊堅有鮮卑血統，唐太宗李世民則有晉北胡人血統，因此無論胡漢，均能一視同仁，無論中外，均能兼收幷蓄。唐太宗曾對身邊的人說：“自古皆貴華夏，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他們甚至對各種宗教也能一體扶植，不加阻撓。唐代皇帝因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歸來，太宗竟親自接見，並資助他翻譯佛經。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祆教（拜火教）、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