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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論），各人有各人的主義（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線（指異不同），皇上不能一統天下（上無以持一統），國家無法制定政策（法制數變），人民無所適從（下不知所守），怎麼能做到孔子提出的“大一統”？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沒有統一的思想，哪有統一的帝國？

這是秦始皇也曾考慮過的問題，只不過他選錯了物件（推崇法家），找錯了幫手（以吏為師），用錯了手段（焚書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種政治謀略學，用來武裝帝王可以，用來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適。法家思想培養的吏員，也只能處理一些技術層面上的問題，教化民眾則力不從心。像商鞅那樣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錯特錯，思想問題豈是暴力可以解決的？漢初提倡的黃老之學也不行。那種思想倒是溫柔，卻只能造就清靜無為和一盤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統，更不能幫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業和帝業。但是現在好了，董仲舒幫帝國解決了這個難題。董仲舒告訴漢武帝：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這就是儒家思想。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三　焚坑事業要商量（3）

儒家思想是一種蘊含著社會理想的政治倫理哲學。按照儒家的學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既有秩序又很和諧，既有等級又有詩意。這其實也是帝國的理想──天下一統，井然有序，安定祥和。當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愛禮讓”的詩意，帝國則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共同把儒學當作旗幟和招牌。何況先秦原始儒學經董仲舒的改造後，已經摻入了陰陽五行之類的玩藝，構成了一個“天人合一”的體系。按照這個體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當然地佔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這當然很對帝國的胃口。

儒學的另一個好處，就是簡單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面”（出門的時候要告訴父母一聲，回來後也要打個招呼），就不是什麼難做的事情。這就有利於統治那些沒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於帝國思想的深入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還便於操作，豈有不欽定為官方意識形態之理？於是從漢到清，中國的思想學術界就幾乎成了儒家的一統天下；而那個原本脫穎於百家爭鳴的儒學，則由一家之言的民間思想，變成了至高無上的官方哲學。統治者可以用來治國，也可以用來殺人，當然，更多的是用來謀殺各種思想。

董仲舒不愧為“帝制思想家”，他確實為帝國的長治久安找到了一個良策。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儘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難免，帝國制度卻穩如泰山。這不能不“歸功”於儒家思想對人們尤其是對知識階層的影響。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讀書人）也很少參加造反，頂多也就是幾個“落第舉子”混跡其間。另一個可以用來作為佐證的事實是，將起義者們凝聚在一起的也從來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間宗教信仰，從漢代的赤眉、黃巾、五斗米教，到後來的白蓮教、太平天國，都如此。

這也是一筆雙方都很合算的買賣。儒生向帝國奉獻自己的知識和忠誠，帝國向儒生開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祿；儒生從帝國那裡謀取了生存的空間，帝國把儒生從潛在的反對派變成了國家的支柱；儒生利用自己的知識給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國利用自己的權力讓儒學在諸多學說中獨尊；儒生獲得了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帝國則把它變成了自己的統治工具。一個獨尊，一個至尊，一個壟斷，一個把玩，他們當然會拍板成交。

這又是一筆不平等的交易。儘管帝國承諾要按照儒家思想來治國，但在事實上，帝國是行王道還是行霸道，卻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夠用時，自然不妨溫文爾雅，歌舞昇平，一旦不夠趁手，就會翻臉不認人，大打出手，甚至殺人如麻。總之，帝國可以隨心所欲地拒不履行合同，誰都奈何不得。相反，儒生卻必須履行“魔鬼協議”──從此交出靈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於董仲舒代表儒生所作的這一次集體出賣，中國知識界在今後漫長的歲月裡，還要遭受無數次磨難和摧殘。

但對於漢武帝來說，這一手卻堪稱“高明之至”。從根本上講，他和秦始皇一樣主張統一思想。他的“獨尊儒術”，其實正是秦始皇“焚坑事業”的繼續。但他知道，要統一思想，靠殺人是不行的，得靠誅心。韓非有云：“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韓非子·說疑》）那麼，殺其人就是最次的了。相反，收買人心則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辦法。當然，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