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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農夫們耕種自留地時賣力，耕種公田時偷懶。而且，耕地面積限制太死，人不能盡其力；道路佔地面積太大，地不能盡其利。廢除“井田制”以後，准許開墾新田（闢草萊），准許多佔耕地（任土地），准許自由買賣，國家則按畝徵稅，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好處，生產力解放了。

軍事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按照戰功來決定賞罰。它的作用，則是提高了戰鬥力。荀子比較過齊、魏、秦三國的軍事制度。齊國獎勵將士的辦法是給錢。殺敵一人，賞金（銅）一錙（四分之一兩）。這樣的軍隊，對付小敵還行，大敵當前就不中用了。這是“亡國之兵”。魏國獎勵將士的辦法是免稅。結果軍隊增加了，國庫卻空虛了。這是“危國之兵”。秦國獎勵將士的辦法是賜爵。無論什麼人，勝則賞，敗則罰，論功行賞，一視同仁，所以人人奮勇，爭立軍功。難怪秦軍成了“虎狼之師”！

經濟體制改革，增強了國君的財力；軍事體制改革，增強了國君的武力；而政治體制改革，則增強了國君的權力。這其實也是秦國變法最核心的內容──專制與集權。廢領主制，行地主制，是集權（將原來分散在貴族領主手中的權力集中於國君）；廢世襲制，行任命制，是專制（將原來貴族領主的七嘴八舌變成國君的一言九鼎）；廢封建制，行郡縣制，則兼二者而有之。郡縣以後，全體國民均為國君之直接子民，不再是各貴族領主的附庸。這就不但集中了權力，還集中了財力和武力。商鞅甚至在基層組織推行“保甲制”和“連坐法”，即將庶民按戶編組，五家為保，十戶相連，一人作奸犯科，通體連帶責任，必須立即向政府報告，不告發者腰斬，藏匿者視同降敵。這種把全國編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發明，為的是齊桓公的“霸業”，是典型的“霸道”。但管仲只發明瞭“保甲制”，“連坐法”卻是商鞅的創造。他不但使秦國變成了一座軍營，也使秦國成為一個“以警察權為主的國家”（黃仁宇語），一個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務和警察的國家。

在這裡，我們已經聞到了專制的血腥。劉歆的《新序》說，商鞅有一次一天之內就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餘人，以至於“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蓄怨積仇比於丘山”，簡直就是慘絕人寰！加上商鞅為人天資刻薄，生性殘忍，嗜血成性，錙銖必較，勢必矯枉過正，以至於“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被刑”，秦國人民動輒得咎，簡直就如履薄冰。

這絕不是改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是為了建立統治階級的絕對權威，不惜製造人間悲劇，殺一儆百。這也絕不是什麼法治。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這些獨裁者心目中的法律不外軍法和戒嚴法。”（《中國大歷史》）不錯，當時秦國的治安確實很好，《史記·商君列傳》的說法是“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但我們必須講清楚，商鞅們肅清盜賊，整頓治安，禁止鬥毆，並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而只是為了將社會上閒散的武力集中起來為其所用，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所謂“勇於公戰，怯於私鬥”，也就是隻為國君戰鬥，不為自己戰鬥；只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顯然，商鞅培養教育出來的，仍不過是些毫無愛心的殺人機器。如果靠這些冷酷無情的殺手竟能實現天下大治和長治久安，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話！

六　帝國的前夜（3）

商鞅的執法也應作如是觀。的確，商鞅執法甚嚴，也很公正。他不貪贓枉法，不徇私舞弊，“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而且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商鞅並因此而結怨於太子）。唯其如此，在商鞅的治下，秦王國“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劉歆《新序》）。這無疑值得肯定。但是，商鞅的“法”，又是絕對不能議論的。新法初行之時，秦國上下議論紛紛，有說好的（言令便者），有說不好的（言令不便者），還有開始說不好後來說好的（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商鞅卻不論好歹，一律稱之為“亂民”，將其放逐到邊邑。結果當然令商鞅滿意──從此以後，誰也不敢議論法令了（其後民莫敢議令）。前面說過，集權未必專制，專制未必獨裁。但商鞅的變法，卻不但是集權，而且是專制。他的殺人如麻，就是專制。他的保甲連坐，也是專制。而且，因為鉗制言論，他連“開明專制”（讓人說話）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獨裁。

不錯，變法是要有些鐵腕。決策做出以後，暫時斬斷爭論也很有必要。否則，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況不同於此。他做的所有這一切，都是圍繞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