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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他，對內奠定了中央集權的基礎，對外“鷹擊為治”，平南越，徵朝鮮，伐匈奴，通西域，使大漢聲威遠播海外，王朝國勢達於頂峰，也使他自己當之無愧地成為一個歷史座標。

平心而論，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基本上都不過是利用前人奠定的基礎，完成前人未竟之事業。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漢武帝的大顯身手，大有作為，全憑從惠帝、高後到文帝、景帝數十年積累的政治資源和國家財富。甚至就連軟硬兼施的治國方略，也是其先祖留下來的，只不過被他用得左右逢源得心應手而已。

那麼，漢武帝就沒有“創造”嗎？有。比如“獨尊儒術”就是。

據《漢書·董仲舒傳》，這事原本起因於董仲舒的一次對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就是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樣一個重大的決策，絕不是董仲舒一時興起的隨口建議，也絕非漢武帝一時衝動的胡亂拍板，而是中國歷史上統治階級與民間思想之間最成功、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交易。我們知道，這次交易的有效期竟長達兩千多年。因此，它只能是雙方長期探索和深思熟慮的結果。

董仲舒是乙方的代表，他代表著一種學說和一個階層。這種學說就是儒學，這個階層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國時代最低一級的貴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他們都是“領主”。士卻沒有領地，頂多有一塊沒有主權和治權的田地（士食田）。沒有領地，所以沒什麼家產。因為是貴族，所以不事生產。沒有家產又不事生產，就只有“寄生”。所以士的依附性極強。他們是“毛”，必須依附在一張“皮”上。事實上，士的安身立命之本，無非修齊治平。修，就是修身；齊，就是齊家；治，就是治國；平，就是平天下。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後面三件事則分別是大夫、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來幫忙。也就是說，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強道德修養，學成文藝武藝，這就是修身；然後幫助大夫打理采邑，這就是齊家；輔助諸侯治理邦國，這就是治國；協助天子安定四海，這就是平天下。總之，士一定要有所作為，也一定要有所依附。於是，文士便依附於諸侯大夫，替他們出謀劃策（也兼做文秘）；武士便依附於霸主梟雄，替他們出生入死（也兼做刺客）。而且，由於士沒有不動產，所以流動性很大；又由於他們有一技之長，所以頗受歡迎。因此，士們便朝秦暮楚，出將入相，遊走於各國之間，號稱“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叛）魏魏傷”（王充《論衡·效力》），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一股十分活躍的力量。

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士雖然沒有領地，也沒有主權和治權，卻有自由人的身份和一身的本領。而且，正因為他們沒有領地，也就沒有拘束，反倒比天子、諸侯、大夫自由，當然可以今天依附這個，明天幫助那個。但是，邦國制度解體，天下歸於一統以後，這個活躍的力量就成了帝國的不安定因素。這時，做文秘的文士已成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為俠。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們都為集權制度所不容，於是有漢武帝的剿滅武俠，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可惜，俠也好儒也罷，都剿不勝剿。他們就像那“離離原上草”，當真“一歲一枯榮”。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跳出來破壞搗亂，包括俠的無法無天和儒的胡說八道。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三　焚坑事業要商量（2）

何況武俠可以剿滅，儒生卻不能殺光。因為武俠的任務可以由軍隊來承擔，儒生的工作卻無法由吏員來完成，除非那吏員原本是儒生（文官）。我們知道，帝國作為權力社會，它在本質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權力這種非典型暴力來維持統治）。既然本質上是“文治”，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國的主要依靠物件了。所以儒生不但不能“剿”，還得“用”。問題在於，從邦國時代過來的儒生還保留著自由散漫和仗義執言的個性。因此，如何讓這些搞慣了“自由化”的儒生為其所用，是帝國必須考慮的問題。

另一方面，儒生也在尋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過於為帝國效勞。這一點他們倒大多想得通。第一，儒生作為“毛”，總歸要依附在一張“皮”上。附在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沒什麼兩樣，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體面，再說除了皇帝也沒別人可依附。第二，儒生飽讀詩書，原本就是要為政治服務，即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如果不為帝國效勞，豈不是浪費？第三，儒生的抱負，如前所說，從來就是“修齊治平”。現在，身已修好，家無可齊，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