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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已經從一個側面肯定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並且這一政策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統計表明，上海的私營企業數已達18�83萬戶，佔全市的比重達到50％，戶均註冊資本116�9萬元，總資本2000億元。而這樣的令人注目的數字還排在廣東和浙江之後。《上海半數企業是私營》，《新華日報》2002年5月8日C2版。而對普通城市居民來說，國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實上使私有生活資料財產的擁有合法化。在房價為全國之最的北京和上海，僅一個房改就使那些擁有地段較好地區房屋的幾十萬市民成為“百萬富翁”。

變化之三：文化的多樣化和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也為中產階層尤其是新中產階層的出現和成長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礎。在有關中產階層的研究中，許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徵對中產階層的重要性，事實上，英文中“Class”這個詞本身就既具有階級、階層的含義，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調的含義。福塞爾：《格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前言”第1～2頁。布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資本在社會分層中的作用。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1984；　p�65�能夠想見的是，在毛澤東時代，在文化和文藝只能為政治服務、只能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的時代，工農兵文藝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統性，不可能賦予中產階層（即使在經濟收入上存在這樣一個階層）任何文化內涵，而這種文化的多元性和對多元文化的寬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中獲得的。另外，如米爾斯所說：“大眾教育也是新興中產階層職業興起的一個主要社會條件，因為這些職業需要教育系統提供的技能。”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266�　1978年後，中國高等教育增長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國大學就學率2003年已經超過15％，現在正在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過渡。不過，單純的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民眾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還不能必然造就中產階層。從表0…3中我們能夠看到，白威廉的研究證實，自1930～1978年間，中國民眾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