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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中產階層。從表0…3中我們能夠看到，白威廉的研究證實，自1930～1978年間，中國民眾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除了1960年代後因“文革”的開始造成下降），但他們的職業等級和收入則逐代降低。這一現象的改變發生在1980年之後，自那以後中國教育的經濟回報率不斷提高，到2000年已經達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長6％～7％），這一經濟回報率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它也為中產階層尤其是高新技術領域的新中產階層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參見陸學藝，同前引書，第29～30頁。表0…3按代際劃分的平均社會經濟地位*　代際IIIIIIIVV年滿20歲的年代1930～19391940～19491950～19591960～19661967～19781972～1978年的平均年齡5950403124平均值指數1�教育年限100931351411352�職業級別100939689753�收入10088735743個案數（職業）84162222233294*　William　L　Parish；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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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產階層的基本功能（1）

在有關中產階層功能的全部論述中，政治後衛與消費前衛是最為普遍的一對說辭。我們緊接著的討論將會發現，不但在這兩者之外，中產階層還另有作為，而他們政治上的後衛姿態和消費上的前衛姿態之間也有著某種聯絡。

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後衛姿態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事實上，在早期歐洲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中產階層獲得財產上的私有性、市場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參與性一直是政治前衛的結果，歐洲市民社會的健康形成與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前衛姿態不無聯絡。正是在由中產階層組成的市民社會和國家的衝突中，歐洲實現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嚴格地說，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後衛姿態，最初是在美國塑造的。在19世紀那個廣袤的國土上，用法國社會學家托克維爾的說法，既沒有強大的鄰邦，也沒有統攝全國的無所不能的首都，同樣沒有鉅額的稅收、龐大的軍隊和偉大的將軍，就不會產生將全國人民的命運交給一部分人的專制危險。加之美國的聯邦性質、美國的鄉鎮制度以及美國司法權的獨特結構，使得美國的民主共和體制不但得以形成，而且能夠維持下去。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Ⅰ（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p�288～299�因此，美國的老中產階層沒有經歷過歐洲同行的政治磨礪。而就美國的新中產階層而言，他們的政治後衛姿態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爾斯的話來說，其中包括：主流大眾媒介的宣傳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眾傳播及與此相關的各種文化機器使得“每個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們是一種公分母，是預先規定大眾情感的模具”；　C�　Wright　Mills；　op�　cit�；　p�333�經濟社會狀況的穩定使中產階層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國的經濟機構無疑比政治機構對生活更為重要，政治不過是實現經濟利益和保護經濟活動的一種手段。

同歐洲和美國相比，東亞的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又是另一番表現。一般說來，東亞“四小龍”政治的表現是矛盾的。在東亞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了積極的甚至是強力的角色，這使得中產階層既有與國家或政府發生衝突的可能，也有依賴國家或政府透過強力實現的社會穩定發展自己的需求。在這方面，韓國中產階層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韓國實現民主政治的幾個重要的關頭，中產階層起到了積極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轉型期出現過度動盪的局面之時，中產階層的反應卻是保守的或者說是後衛的。　Hagen　Ko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　in　Hisn�Huang　Michael　Hsiao　（ed�）；　op�　cit�；　pp�55～75�

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也明顯表現出了政治後衛的傾向，但我們接著就會分析，這種後衛傾向並不意味著中產階層不擁護現代化程序中民主政治的推進，而是說他們一般都贊成以漸進而不是動盪的方式推進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