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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書店，1988，第159～160頁。在毛澤東時代，老式中產階層被稱為“小資產階級”，它一直是思想改造的主要物件之一；而專業人士則被稱為“職員”，這同樣也是一個灰色的標記。在這樣的情況下，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從政治上被遏制了。二是在所謂“人民”的範圍內實現平均主義的“去分層化”（destratification）策略。據美國社會學家白威廉的研究，1960～1970年代，中國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是最為平等的國家。從表0…2中可以看到，在那個時代，中國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是低收入者的2�2～2�3倍，而基尼係數更是隻有0�20～0�21。其實，去分層化的手段或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不僅包括平均主義的工資制度（在1970年代，也就是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還一度開展過對工人中執行的“八級工資制”的批判，稱為“資產階級法權”），還包括日常消費的配給制度（你即使有錢也無法購買高階食品或衣服）、住房的分配製度，以及對計件工資制度、獎金制度的批判和停用。

表0…2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十分位數比率　（1970年計）基尼係數（1964年計）蘇聯3�2—波蘭3�20　�26南斯拉夫—0�24匈牙利2�60�21保加利亞2�40�21捷克斯洛伐克2�40�19羅馬尼亞2�3—中國：勞動人口2�30�20中國：國營單位職工2�20�21*引自William　L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Waston；　J�（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在表中，十分位數比率＝以工人收入順次排出十等份，並以頭份及尾份計算該比率。

經濟上的因素同樣是多重的，其中包括：由於受蘇聯經濟模式的影響，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前提的，因此與國民消費生活有關的輕工業和服務業一直嚴重滯後於人們改善和提高生活質量的需求；由於在農業中貫徹“以糧為綱”的原則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軍事化的管理原則，農民的社會流動受到限制，而1953年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後，包括糧食在內的農副業消費品也一直處在嚴重的短缺狀態，毛澤東時代盛行的各種票證制度就是這種短缺的最好註腳；由於先後與美國、印度和蘇聯的軍事對峙，國防開支一直佔到國民收入的相當比重……這一切都使得中國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80年間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增長。據《中國農業年鑑》（1980年）和《中國統計年鑑》（1981年）統計，1952年國家部門的年度平均工資實際為446元，1980年為529元，28年總增長率為18�6％；農村集體人均收入在集體化後的1953年為38�8元，在毛澤東逝世前的1975年為54�4元，22年的總增長率為40�2％。轉引自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第517頁。

變化發生在1978年以後。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革開放。這首先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然後轉向城市的諸多經濟領域。在此後的20餘年內，中國經濟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間則達到11％～13％之間，即使在全球經濟尤其是東南亞經濟普遍低迷的20世紀的最後幾年，仍然達到7％左右，即使在強調“宏觀調控”的最近幾年也保持在8％左右。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也提前5年實現。現在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六大經濟強國，而按麥迪森運用購買力平價方法進行的測算，中國更是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它的GDP總量佔世界總量的12�9％。參見《中國GDP統計存在水分嗎》，《揚子晚報》2002年5月4日A12版。

如果說中國經濟在20世紀最後20年的迅猛發展，為中國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質基礎的話，那麼中產階層的出現和成長還與1978年後出現的中國社會的轉型有著最為直接和密切的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