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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菜，這絕對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由此可見，比起休閒對生理功能性需求的滿足，中產階層更為青睞的是其符號性的表意功能，所以他們才會遠離“麥當勞化的團隊旅遊”。喬治·裡茨爾：《社會的麥當勞化——對變化中的當代社會生活特徵的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第157～159頁。中國中產階層的標籤便在這種區分的“規則”中得以體現，而潛在的道德、文化意識等則進一步構成部分中產階層成員休閒生活中的合法性規範要素。B8女士為我們舉了一個高爾夫球場上的例子。“你不能老想著，你這兒打著（高爾夫）球，人家又談成多少生意了。（問：有沒有這樣的人啊？）有，多的是。在球場高聲打電話，爭一兩個球，為個球杆打架的，什麼人都有！人家都以為這是一個紳士場合，不是的！有一次，一男的，他確實打得特別好，人也特別好，就有一新加坡人，不服氣，拿著那好杆兒不讓，他就特生氣，就拿著那杆兒打人。人就得勸架啊，多危險，那是鐵頭杆兒啊。（問：高爾夫也會有這樣的事兒啊？）那人就好長時間不好意思再來……人也是那種特好的人，平時他也不那樣兒……”

按照人們的常識，上例訪談中這個“男的”原本鐵定屬於中產階層體系，可他卻因為在偶爾的休閒活動中違反了圈裡的規範，而失去了繼續活動的合法性，行動者本人也因此自慚形穢。可以說，這也是休閒行動中的一個“意外結果”。根據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在某一基本框架中已被賦予意義的某種活動，藉助‘調子’，便可以在另一個派生框架中獲得新的意義……在‘講規矩’的過程中，規矩體現為某種控制手段，這種體現過程構成其實際運作過程本身的一部分。”吉登斯，同前引書，1998，第167～168頁。因此，純粹的運動場上的休閒交往也為中產階層合法性意義上的結構邊界的形成提供了實踐場所，“日常接觸的發生過程標誌並確定了某種明確的社會‘色彩’或‘氛圍’，將紛繁複雜的活動片斷逐一歸入不同的‘型別’中去……對身體、手勢、定位過程的反思性監控一般總是被用來創造某種‘合乎習俗的參與界限’。”吉登斯，同上，第150～151頁。這樣一種類似語言學轉換規則的符碼結構正是中國中產階層休閒再生產的建構基礎，體現出中產階層群體的價值取向和地位訴求特徵。G1提及廣州的休閒氛圍時就憤憤不平：“廣州的人，現在許多有錢了就知道吃喝嫖賭呀，也不知道買點書看，買張票去音樂會。這些人富有了，但是沒有什麼文化品味，不會去欣賞，他願意一吃就是幾百幾千，也不願意去買張二三百塊錢的音樂會的門票，以前是沒錢，可現在有錢了，只知道物質享受，沒有一些精神的東西。所以有人說廣州是文化的沙漠，就是說這些人不知道文化追求。”

相比而言，對時尚的演繹在中國中產階層的休閒生活中表現得並不明顯，他們中的多數人類似於理斯曼的“他人導向型”，大衛·理斯曼等：《孤獨的人群》，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是對新奇事物的追逐與嘗試者，而非積極的營造者。中產階層對保齡球的熱衷與捨棄就是一個極為形象的例子。

“以前還常去打保齡，現在很少去了。可能是一陣風吧，有一陣子，大家都去，現在不去了。有時不上班的時候常常打一打網球，就在天河體育中心裡的場子，這個有時很貴的，一小時要幾十塊錢。我自己也是剛剛學的。現在還比較有興趣，有時間，就會約上幾個同事一起去。”“以前是保齡，現在不了，現在主要是羽毛球。大概是1998、1999年的時候，保齡球很熱，大家都會去，現在都不太去了。”

前段話出自廣州的一名中產男士G7，後面一段則出自深圳的女教師Z11。二人對保齡球的追隨與捨棄如出一轍，自然令我們深思。

4�自由型休閒

正是透過一系列的反思性監控，中產階層結構群體才能逐步確立意義的合法性邊界，追求真正意義的休閒。北京的B8女士否定了為休閒而休閒的形式主義，強調真心熱愛休閒的態度：“我認識的一些人就是一大早，六點鐘就去（打球），然後十點鐘到辦公室，好像還挺忙。（還有的人）像休個假，出去十天半月的，我覺得那不叫休閒，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它特別難說。我覺得就是個態度問題。得是我喜歡做的事，不是說工作特別累，調劑一下。我過去在報社，有人就是下班以後到CBD的草地上走走，二十分鐘，我說你還不夠吸那廢氣的。週末是不能打高爾夫的，人特多，就跟塞車一樣。本來三個小時就可以打完的，得五六個小時，這很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