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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看，中產階層對於自己社交圈的組成結構也有較高的要求。一般說來，他們並不樂意與階層較低的社會成員來往。訪談物件B5在訪談時談到了她選擇社交物件的標準：“選擇知心朋友首先要互相喜歡。但同時也非常在意其社會地位，如家庭、教育、收入。朋友之間除非是特別優秀的人，否則他的家庭和教育如果特別不好，他在有些問題上的見識會非常短，也不可能談到一起去。”北京的訪談物件B3說：“那些在社交圈中社會地位較低的人（比如收入較少的同學，當然，這些收入少的同學與收入多的同學相差也不是太懸殊）通常會迴避較為頻繁的社交活動。其中，那些性格比較外向的人還是會被圈子所接納，那些性格較為內向的人通常比較拘謹。他們很少會主動組織或者積極參與聚會，他們更多地會表現得較為消極，經常在一邊聽大家聊天。他們的自尊心比較容易受到傷害，不能隨意為他們支付錢。有的哥們兒下崗了，聚會時也沒有什麼心情，情緒低落，漸漸地就不會在一塊聚了。”　深圳的訪談物件Z8說他平時逛街喜歡與同事一起逛。原因是大家愛好都差不多。他說：“我們大概都是在花強北逛逛，大家經濟上、觀念上也都差不多。如果兩個人的收入差很多，那可能會出去幾次後，就感覺沒什麼意思了。差異太大就不行，同樣的錢，兩個人對錢理解就不一樣。兩個人花錢的感覺差不多的時候才會一起去逛街。”也就是說，某些中產階層在選擇社交圈時不但特別注意性格和興趣上的默契，他們也很注重而且不得不（不以他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注重對方的社會地位，一般不與比自己知識水平和經濟收入差的人密切交往。

在訪談中還發現，受訪的中產階層與社會上層有一定的交往，但這種交往比較多地停留在應酬的層面。他們的多數真正的朋友，也就是最親密的社交圈，往往跟他們是一個階層的。武漢的訪談物件W10在談到最知心的朋友時指出：“這些朋友主要是一些可以談精神性的、政治的、人際關係的問題的人。這樣的朋友主要是大學的同學。”上海的訪談物件S7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友。他說，上海有個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友會，幾乎每個月都有活動，把通知發給他們。去年他去過一次，吃頓飯，每個人交250塊錢。香港同學去得很多，有五六十個，都在上海做生意。開始有大陸的學生去，後來就越來越少，他自己去過一次就不去了。他之所以不去參加聚會，根據他的觀點是因為圈子不同，沒有什麼共同話題。“學校裡的事敘敘舊就行了，老敘就沒意思了。主要是行業不同，他們收入比較高，經常在上海圖書館附近的網球場打網球，都要自己付費，有時請大家打高爾夫球。他們在這種場合交流資訊，像西方的商人階層一樣。我們和他們是完全不同的一類人，沒有什麼共同話題，所以後來就不大去了。”

中產階層常常知道培養優秀社交圈的重要性。他們希望透過繼續深造等方式提高自身社交圈的質量。有許多受訪者都指出他們要透過讀MBA、EMBA的方式，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學歷，另一方面是獲得社會資源的一種好的方法。在北大讀EMBA的訪談物件B11是這樣評價他所在的學習平臺的：“它是個非常好的平臺，確實非常好的平臺，並且整個這個團體，我認為是中國的精英團體，至少除了我以外。確實我能從那個團體裡體會到很多東西。至少，我能琢磨出點東西來，能開闊眼界，拓展你的視野。你看問題的角度啊，你處理一些事情的方式啊，都會有一些你平時悟不出來的東西。”

中產階層的社會關係非常複雜，這就決定了其社會資本構成的複雜性，其社會資本很少以首屬群體交往所形成的資源為主。在訪談中，很少有受訪的中產階層提及家庭或家族的資源對其事業發展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對自己幫助最大的社會關係往往是大學同學、客戶、經過多種關係認識的朋友。社會資本結構的複雜性是顯而易見的。這與對其他社會階層的某些實地研究就有所不同。劉林平對深圳市平江村實地研究指出，當地以汽車運輸業為主的居民（屬於藍領階層）是以家庭和家庭網路為首要與重要社會資本的。以個體的核心小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藉助於家庭親族網路的力量而求生存與發展，是平江人的基本生存之道。即使要拓展家庭親族的社會資本，也通常是透過同鄉（包括小學和中學同學）和鄰居來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講，平江的社會資本基本上是基於血緣和地緣關係基礎上的，社會資本的來源比較單一。劉林平：《關係、社會資本與社會轉型——深圳“平江村”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第316～328頁。由上述對比可以明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