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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為之付出大量的金錢和時間，甚至出面組織那些社會地位較高的同學來參加活動，原因用他的話來說只有一點：能從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同學那裡獲得很多有用的資訊。他說：“在朋友漫無邊際的談話中通常能篩選出重要的資訊；在中國沒有熟人的情況下，你就無法得到全面的資訊。”當然消費資訊的獲取也往往來自朋友而不是廣告。廣州的訪談物件G1談到他的消費資訊來源時說到：“大部分就是朋友介紹。比如說出去吃飯，他會說，哪個地方好一些，哪些地方不行，你別去，那就最好不要去了。買車也是一樣，朋友推薦的一般都不會錯的。我在報紙上、電視上也看到廣告，但我一般不大會相信它們，很多是騙人的。”

其二，由於社會網路溝通資源相異、權力不等的個人，因此能產生一種非正式的社會性交換，而這種資源交換是社會資本的又一重要作用。這種交換不同於明碼標價的經濟交換，“社會交換帶來未作具體規定的義務”，彼德·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華夏出版社，1988，第109頁。其間滲透著情感的交流。按照科爾曼的說法，這是一張信用卡：“如果A為B做了事並且相信B在將來會回報他，這就要A身上建立起了期望而在B這一方面建立起了義務。這種義務可以被想象為一張A所持有的要求B兌現的信用卡。”保羅·F�懷特利，同前引文，第49頁。在訪談中，北京的受訪者B4說，他經常會與以前或現在的同事、領導和部下聚會，這種聚會讓他的工作變得更加得心應手。就在幾年前，由於這種頻繁的與上級領導的聚會，使時任醫院領導的B4從老領導那裡得到了計劃外的幾千萬元的撥款，蓋起了一棟大樓，取得相當出色的政績。北京的訪談物件B3則形象地說：“在中國，人際關係是第一生產力。”他說：“朋友會提供各種幫助，是日常工作的催化劑，使你多一些優勢，加一點砝碼。”相比之下，非中產階層在這方面的意識就要差一些。中產階層更善於利用社會交換為自己獲得利益，所以他們更多地參與應酬，更多地認為交往能夠促進自己事業的進步。

其三，社會網路有利於形成個人的聲望，“就像一個人的文憑和證書一樣，是一種資本”。　以上內容參見邊燕傑，同前引文，第2～3頁。米爾斯曾經說過，社交是為白領提高自己的社會名望服務的，“白領人士向各種高階因素藉用名望的傾向非常突出。一切社會交往和辦公地點的特點都可被用於此目的”。　C�賴特·米爾斯，同前引書，第278頁其實這一點對於中產階層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尤其重要。正如彼德·布勞所說：“人們在他們的交往中所尋求的一種基本報酬是社會贊同，而自私地漠視他人則使他們不可能得到這種重要的報酬。”在訪談中，儘管中產階層沒有明確提到這一點，但他們不願意與比自己社會地位低的社會階層交往，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問題。因為，“上層人士的褒獎在表面價值上比下層人物的讚揚更有可能受到承認”，以上兩處引文見彼德·布勞，同前引書，第19、78頁。得到自己同階層或更高階層的認同對中產階層的名望和地位意義突出。北京的訪談物件B4發現，透過朋友可以更好地維護自己的社會關係，比如介紹一個朋友給另一個朋友幫忙，自己做一箇中轉站。但他很樂意幹這件事，因為這樣他在朋友圈子中有了更好的口碑和聲望。

邊界的建構：基於社會資本的探討（6）

綜上所述，本項研究再次證明社會網路規模的多少與階級地位存在著正相關關係；二是社會網路的質量與階級地位存在著正相關關係；三是個人社交圈中的影響力與個人的階級地位存在著正相關的關係；四是社交是否有明確的交換目的，與階級差別有明顯的聯絡。

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中產階層的社會交往行為與社會其他階層相比是相當獨特的，從中可以折射出很多中產階層固有的階層特點。這些特點幫助中產階層透過社會交往這一途徑為本階層建構了一條邊界，這種邊界既是地理和空間意義的——如社交場所的選取，也是行動和習慣意義的——如社交活動的方式，又是心理和精神意義的——如對社交功用的認識。當然，由於中國的中產階層依然處於起步階段，因此這一邊界遠未到達清晰的景觀，但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不斷發展，這一邊界將越發清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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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交往：新的階層邊界（1）

網路交往行為對於社會交往研究來說是一個較為新鮮的話題。在中國，網路的起步時間與當代中產階層的起步時間幾乎是同時的。可以這樣說，在中國中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