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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消費,中產階層的消費圈不僅大於非中產,而且他們的社交場合也多集中在消費場所,這一點對於他們來說,其實是一種積累社會資本的過程,當然也可以看作是發展的延伸。
從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來看,這種發展性消費的不斷增加,是人們在消費中對於滿足低階需要如生理性需要、安全性需要的基礎之上產生的對較高階的需要如自尊的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求知與求美的需要乃至最高層次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的一種自然延伸,但這種對高階需要的追求首先是從衣食無憂的中產階層開始成為氣候的。齊美爾認為,由於中產階層出於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要求會積極投身於時尚消費,米爾斯也指出白領階層由於對地位的恐慌而導致“地位消費”,因此處於社會中間層的中產階層對於社會流行時尚有更為強烈的願望,而消費在此也自然成為他們可以加以運用的一種手段。
休閒消費:時間與精力的掣肘
雖然休閒作為生活的一部分並非現代社會所獨有的,但無疑休閒真正從貴族化走向大眾化只是人類步入現代社會後的晚近現象。特別是將休閒作為生活的一部分並真正開始重視,更是近期的事,對中國來說尤其如此。對於休閒的認識經歷了不同時期的變化。以前的休閒是貴族的專利,一方面休閒被認為是一種與勞作相對的奢侈,另一方面休閒的內容也僅僅侷限於在工作之外的休息。但休閒在現代社會越來越緊張的生活中開始扮演積極的角色。傑弗瑞·戈比認為以前的有關休閒的看法現在看來多少有些消極,他認為:“休閒是從文化環境和物質環境的外在壓力中解脫出來的一種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它使個體能夠以自己所喜愛的、本能地感到的有價值的方式,在內心之愛的驅動下行動,併為信仰提供一個基礎。”傑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閒》,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4頁。而且,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現象是,“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在休閒時所從事的活動總是要與花錢聯在一起,或者花錢成為休閒的必要條件。或者花錢本身就是休閒的表達方式。”傑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閒》,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69頁。應該說,同其他任何一種時尚與消費的出現一樣,休閒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走向社會也是與中產階層密不可分的。當休閒越來越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無的工作的補充時,休閒的作用會日漸突出,而且在現代社會,休閒也越來越與消費聯絡在一起,於是一種新的消費形式——休閒消費——的出現也就自然而然了。
激情與理性之間:中產階層消費特徵(3)
我國長期以來的現實與習慣、工作以外的時間極其有限,因此休閒的時間和形式都極其有限,而且休閒基本上與消費關係並不大。但隨著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現,城市生活的緊張與繁忙,使得休閒不僅成為必需,而且在休閒上的花費也日漸成為消費的內容之一。旅遊作為一種休閒方式目前已經成為個人生活甚至是社會經濟中的必要成分。在對於中產階層的一些形象描述中,旅遊總是他們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標誌”,一種對生活品味的追求象徵。
在談到美國新中產階層的生活時,米爾斯寫道:“工作和閒暇的分離以及閒暇在現代人的奮鬥意識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這兩件事貫穿於20世紀美國的全部歷史當中,它影響了人們對工作意義的感受,並樹立了世俗的目標和夢想。”C�賴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211頁。里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中斷言“在後工業文化中,自主性將出現在娛樂、閒暇而不是工作中”,倡導“一個接受閒暇、同情心和富裕的新潛力的社會觀”,認為“只有到了社會和政治活動共同反對工作與閒暇割裂的歷史階段,我們尋找閒暇的意義才會最終出現”。大衛·里斯曼:《孤獨的人群》,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我們在對城市中產階層的調查中也發現,就休閒消費而言,中產階層較之非中產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即在休閒的方式、場所以及消費內容上中產階層越來越顯現出與非中產的差別。應該說,休閒消費的出現與不斷增加的趨勢是城市中產階層追求生活質量的主要表現之一,很顯然,這種變化與他們的收入、職業和教育水平都有很大關係。目前我國的“五一”黃金週、“十一”黃金週的旅遊消費中,中產階層無疑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在調查中也發現,由於中產階層的職業性質、工作時間等,他們的平均工作時間要多於非中產,而睡眠時間則相對要少於非中產,這一現象說明了中產階層的生活本身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輕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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