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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不大。如前所述，1964年基尼係數僅為0�20～0�21之間，1980年也不過0�3左右，整體差距不大；但到了1988年，基尼係數已上升至0�382；1994年為0�434；現在則進一步上升到0�456以上。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多種多樣，但無論在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勢必會嚴重傷害普通民眾的社會情感，影響他們充分享有改革開放的成果，造成社會上層權勢集團和社會下層弱勢群體間的矛盾、對立與衝突。在這樣的矛盾、對立與衝突中，中間階層因為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皆處在社會的中間狀態，自然應具有對上下兩極分化及矛盾衝突的緩解功能。

當然，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功能的有效發揮的前提是，一個社會必須有足夠數量的、擴大了的中間階層。以美國為例，它的貧富差距也十分顯著，基尼係數達到0�45，但是因為美國社會有著世界上最為龐大的中產階層人口（僅白領人口的比例就佔到全部人口的50％以上），所以才能夠化解其上下層之間的尖銳矛盾。而在目前的中國，如果不能有效地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那麼中間階層不僅不能承擔上述緩衝功能，還完全有可能在突發性的社會動盪中成為利益群體衝突的犧牲品。其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人口比例的目的還在於減少社會底層人口的比例。如果底層人口的比例過大，當社會發生動盪之時，常常容易發生暴力行為。這是因為對那些極少擁有實際資源（權力和金錢）和象徵性資源（如聲望和社會地位）的群體來說，有時暴力或非常規行為常常是他們能夠動用的唯一資源。儘管這種觀點具有精英主義的傾向，但確實值得人們關住。

除此以外，中間階層的成功或個人社會地位的獲得，憑藉的不是門第、裙帶等先賦性因素，也不是投機取巧、貪贓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個人的勤奮努力、刻苦好學、良好教育、積累的文化資本，以及獨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場機會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們在更為廣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獲得社會地位和個人成功的示範作用。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第271頁。中產階層的成功或個人社會地位的改變所以能夠對普通人起到示範作用，不但是因為他們的成功手段合理，不會引發人們的不平等感和“相對剝奪感”，而且還因為這種成功現實可感，便於學習。事實上，那些品行端正、依靠努力奮鬥而成功的專業人才，確實常常成為普通家庭的父母激勵自己子女的榜樣。如果這樣的榜樣獲得全社會的認同，我們這個社會就既能夠積極進取、相互競爭，也能夠互幫互助、誠信友愛，我們就能夠建構一個健康的和諧社會。

與中產階層後衛的政治姿態相比，他們在消費上則是前衛的。有關中產階層以及中上階層在消費上的種種前衛表現，從凡勃倫的《有閒階級論》、理斯曼的《孤獨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塞爾的《格調》、布迪厄的《區隔》和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100多年來一直是社會學家津津樂道的主題。如果說老式中產階層尚存在透過積蓄資金、擴大生產規模的動機，新中產階層透過在他人公司或國家公務機構中工作、獲取薪水的工作—收入的人生模式，決定了他們的消費一般不會在生產資料領域，而只能在生活資料領域（所以，有房、有車常常是他們有“產”的重要標誌）。加之他們看重社會聲望，用米爾斯的話說，存在著強烈的“地位恐慌”；同時又常常是時尚性傳播媒介的主要受眾，因此他們同其他階層的群體相比消費上的前衛性是十分明顯的。另外，因為中產階層多數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他們在消費方面還表現出明顯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調的趨勢。中產階層這一品性的過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爾會以凡勃倫的口吻嘲諷中產階層的淺薄和一律（與此相似的更妙的說法是：“他們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沒有生活。”　），而且會使布迪厄和福塞爾提出人們的消費品味是區分現代社會階層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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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產階層的基本功能（3）

中國中產階層在消費上的前衛姿態已經突顯出來。在中國，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產階層消費為定位的《時尚》雜誌時，大多數人的頭腦中還沒有消除過度及超前消費是一種“錯誤”的觀念，但現在幾十種時尚雜誌基本的主題都是倡導中產階層白領消費、消費、再消費，並且明確提出：“花明天的錢，辦今天的事。”從各種家用電器開始，中國中產階層的消費現在已經轉移到寬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車上。

在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