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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打破，城市對農民來說仍然壁壘森嚴。顯然，即使中國的幾億農民都能夠因工業化的需要順利地進入城市，他們中的多數人能否成為中產階級恐怕還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決。因此，中國要出現西方“橄欖型”中產階層式的社會結構目前仍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成長，或有待突破的困境（2）

對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來說，問題之三則來自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力。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國家政體仍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隨著國營企業越來越多地陷入困境、產業工人的領導地位遇到挑戰。我們發現，正是這種挑戰使得“中產階層”的合法性至今沒有獲得法律文字的肯定，大多數政府官員和政府文字對這一階層的稱呼也是“中等收入階層”或“中間階層”。顯然，不從理論上給予中產階層或中產階層以應有的承認，對這一階層在中國未來的成長是不利的。其實，仔細想來，在肯定中國目前的國家政體和中產階層存在的現實之間，矛盾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大：（1）我們已經分析，對中國這個尚未實現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中產階層還未能成為社會的主流，甚至在今後的幾十年間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所謂“藍領”工人）的增長速度仍會大大超過“中產階層”，大批的進城民工會源源不斷地補充進產業工人的隊伍之中，因此，中產階層在中國的成長不會動搖國家的基本政體。（2）鄧小平提出的將知識分子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觀點不僅有理論基礎，也有現實的要求。在西方社會學界，將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口視為“白領工人”是一個十分普遍的常識，因為他的職業特點和中等收入沒有更改其從事“勞動”的本質。所以，我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堅持以中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現階段的奮鬥目標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將中產階級或中產階層在中國的增長視為工人階級隊伍中“白領”和“藍領”成分此消彼長的一個過程。如此，將知識分子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會階層可能出現的矛盾與衝突，是鄧小平在社會分層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紀，我們看得到的一個變化將是，在中國的農民透過工業化不斷進入城市的同時，中國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也將進一步改變他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成為現在尚為數不多的“中產階層”或中產階層中的一員。

我們已經論證了中產階層或中間階層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在現階段如何培育或擴大我們社會的中間階層？這是與中產階層在中國的成長髮展休慼相關的大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寫道：“理順分配關係，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這裡，從分配關係入手，深入分析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基本途徑，並且將此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聯絡在一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具體說來，我們可以依據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將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或中產階層的基本途徑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加快城市化的程序，切實透過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城市對農村的“反哺”，縮小城鄉差別，縮小農民與市民之間的差別，為建設中間階層占主導地位的“橄欖型”社會奠定基礎。城市化速度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與中等收入群體或中間階層的擴大關係密切，在當代中國更是制約中產階層擴大的瓶頸之一。按普雷斯頓定律，工業勞動力佔全體勞動力的比例每增加1％，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會增長2％。但是，我國自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00年間，工業勞動者佔群體勞動者的比例上升了28�2％，但我們的城鎮人口比例卻只上升了18�3％。李強：《“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換言之，我們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這種滯後導致了城鄉差距的進一步增大。據統計，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884年為1�71∶1，2003年達到3�23∶1，考慮到城市社會福利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