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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從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鄧小平倡導的“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政策更是培養了第一批中國的中產階層；在其後的10餘年間，股票和金融證券市場的開放和完善、從鄉鎮企業始推廣到國營企業的大規模的股份制改造、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民營高科技企業的創立、高薪聘請海外歸國留學人員的政策、公務員和教師職業的大幅度加薪，以及“房改”和房屋市場的商品化等等，使得短短20年間中產階層的數量成十倍百倍的成長，以致連海外媒體都有人驚呼“中國已經進入中產階層時代”。2002年春節，日本的NHK電視臺的BS頻道就以“中產階層將改變國家”為題，宣揚了這種觀點。參見高井潔司《中國果真已經進入中產階層時代了嗎？》，日本：《世界週報》2002年3月5日。

我們承認中國的中產階層已經出現，並在快速成長，但是我們顯然不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中產階層社會”。在西方發達國家即所謂“後工業社會”或“中產階層”社會，中產階層佔了總人口的80％（所以他們的代名詞是“大眾”），整個社會結構也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所謂“橄欖型”。但是目前中國中產階層的比例不會超過總人口的25％，雖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復存在，但社會結構目前還只是一隻中間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蔥頭”。並且，無論在經濟的飛速增長和財富的分配方面，還是在社會結構的轉型方面，甚或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都還面臨著許多嚴峻的考驗。

對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來說，問題之一來自於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同時的財富分配問題。我們論述了中國中產階層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腦力勞動吃飯的新中產階層的收入合法性問題，但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社會的上層“資本集團”及一部分中產階層，不是來源於先前的權力中心，就是與權力中心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絡。他們的財富有一部分是依賴不平等的競爭，或利用國家體制和政策上的漏洞獲取的。更為重要的是，這部分人數雖少，但卻佔有了相當大的社會財富：有人統計，目前中國的金融資產累計超過10萬億人民幣，但卻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曉柯：《2002年讓我們一起步入中產階層的新長征路》，//fiannce�21cn�　/news/2002…02…10/613710�html。2003年北京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計算達到3074美元，上海人均GDP更是達到6000美元以上，甚至整個長三角地區的人均GDP都已經達到4000美元，這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北京的資料參見李洋《北京人均GDP已超3000美元》；《北京現代商報》2004年9月17日；上海及長三角的資料參見《人均財力遙遙領先，上海經濟領跑長三角》，《東方早報》2005年4月5日。但是，能夠居住在100多平米的高階住宅中、擁有私家車、飼養寵物並不時出國旅行的仍是極少數富裕階層。顯然，如果不能遏制財富向少數富裕階層的過度集中，不僅會增加貧富間的差距、產生底層社會與上層社會的尖銳的階層矛盾與衝突，同樣也不利於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與發育。國家應該透過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稅收體制以及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在保護下層收入群體的經濟利益的同時，使國民財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產階層流動，同時加強對中產階層本身的法制約束，以避免他們也使用或尋求使用“特權”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招致社會中下層階級的批評與抵制。

對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來說，問題之二來自於如何解決龐大的農村人口對工業化的要求和壓力。儘管我們已經看到，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國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區的工業化的展開，全國出現了農民進入城市和發達地區的農村打工的“民工潮”，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這一數量已經達到8800萬人之多。而且隨著中國進入WTO，農村尤其是落後地區的農村和農業受到更為嚴峻的挑戰，預計無法在農村生活下去而進入城市的農民數量在今後的幾年內仍會激增。但是，由於國家工業化的步伐仍然落後於農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國營企業的普遍不景氣，以及原先發展勢頭良好的鄉鎮企業後勁不足（內地大多數地區的農村則還沒有開始工業化）等原因，城市對流出土地的農民的吸納仍然是有限的。據中央電視臺報道，當石家莊市全面放開戶籍控制之後，4個月內只有700多人去申請城市戶口，而石家莊有外來人口數十萬人。農民無法正式進入城市並像城市人一樣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鄉二元格局並沒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