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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晴：《高雅藝術不求普及》，上海：《外灘畫報》2003年9月，轉引自//�bundpic�/pap/20030904。當下中國中產對所謂高雅藝術的消費，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種標籤，注重的是其符號層面的意義。40多歲的B9在談到自己的文化欣賞活動時說，自己看演出的標準是：一根據作品的名氣，二看它是否在小時候有過深刻的印象。基於這兩點，“像每年維也納的新春音樂會都是必看的”，俄羅斯普希金芭蕾舞團在北京上演《天鵝湖》時，儘管“看不懂”，但是也去看了，而且“看了以後我覺得還是挺不錯的”；對傳統藝術的欣賞主要是因為“小時候有過深刻的印象”，如一些民歌、器樂曲，《一條大河》等等，其他還有“中國的《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也還是不錯的。”　他們排斥的是那些時下流行的歌曲演唱會，即使是“送我的票，我都不大願意去看。”對多數中產人士來說，觀看藝術演出總是一場風雅之事，雖然昂貴的票價使他們很是“心疼”，但仍然要買上幾張，N3坦言：“比如說前段時間中央芭蕾舞團到南京來演出。有些朋友，我知道他們感興趣，不管是不是附庸風雅，這個不好說，反正也有些人真是趕上這個年代了，50多歲的人，也懷懷舊嘛。中央芭蕾舞團演《紅色娘子軍》，票都很貴的，四百多塊錢一張票，也蠻心疼的。”　很明顯，這些票是送給“朋友”看的，自己只能透過別人送來的幾張票，“那些票麼都是耳朵票了。不管了，就先混進去再說了。”這種感覺“也蠻好”。可以看出，目前人們仍習慣於對所謂高雅藝術演出的免費觀賞，即使自己購票往往也是為了送人，“送”票、“發”票　、“贈”票是人們這類消費支出的最常見形式。儘管如此，這些文化欣賞活動在國人文化活動中所佔的比例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接受我們訪談的一位大學教授S7說，上海的文化生活雖然很豐富，但自己參與的並不太多，對許多文藝演出與展覽，多數是透過電視等宣傳媒介而有所瞭解。他的話可以說代表了國人目前文化生活狀況的一種客觀狀態。

中產品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儘管對符號的消費成為剛剛脫貧的中產者展示自身財富與品味的所愛，儘管階級品味會透過符號的消費表達出來，但我們還不能說正在成型中的中國中產階層現在有了自己的階層品味。這有其客觀原因：除了北京、上海等城市以外，其他城市藝術展覽、音樂會等活動舉辦得比較稀少，人們還沒有養成欣賞的習慣。文化的存在現在更多的是作為一種點綴，傳達的是一種精緻與優雅，其中暗含著的是主體的怡然自得。

我們知道，個人的文化水平與受教育經歷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中產群體更樂於接受這樣的觀點：個人的受教育經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決定其在社會上所獲得的財富、地位與品味等。可是，正如英國一句老話所說：“一夜之間可以造就一個百萬富翁，但是要培養一個貴族卻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在現階段的中國，新興的中產者們沒有來自上一代的資本——不管是經濟的還是文化的或者社會的——可供繼承，他們的前輩幾乎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資本，他們正處於第一代的奮鬥之中。儘管他們的教育經歷使他們有別於文化水平低下的農民老闆們，但是，他們同樣“還來不及知道怎麼做富人”，網上有報道說北京某高檔小區裡，能住進去的人“起碼是個百萬富翁”，這些人“基本上都是高階白領、私企老闆、留學歸國人員、外國使館工作人員等等，還有很多中國演藝界響噹噹的腕級人物。然而，這樣一個富人、名人居住地，所謂的高檔社群裡的生活卻高尚不起來。”　原因即在於“現在的社會給了很多人一夜暴富的機會，從大雜院一下子進入高階別墅，很多人還來不及知道怎麼做富人，他們的精神還停留在筒子樓、大雜院裡。”《中國人富得太快了　來不及知道怎麼做富人》，同前引文。正如著名社會學家曹錦清所言，掙錢、消費，已成為20世紀末中國人普遍的生活追求。在這一點上，所有階層皆然，沒有例外。布迪厄曾從個體對必需品的需求來作為衡量不同階層的一個尺度。他認為，對那些有著早期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匱乏經歷的人來說，在生存條件得到改善、自身地位得到提高的情況下，毋庸置疑，他們優先注重的只能是對經濟資本的佔有，文化品味的培養還沒有進入他們考慮的範疇。Bourdieu，op�cit�，pp�374～380�網上的那篇報道還舉例說明了這些“富翁”們的某些行為方式：“開著大奔、揹著高爾夫球杆的，突然往路上吐了一口痰；開著車突然從車窗裡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