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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密切相關，20～30年代上海職業構成的複雜化和專門化源自於經濟結構的新變化，第二產業發達，第三產業迅猛發展，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強化社會管理與社會組織的功能，由此帶動社會管理層及企業管理層、辦事人員、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職業階層的增多，這是社會經濟結構向現代化方向轉變中在勞動型別方面表現出的重要特徵。其產生與發展既是現代化的社會後果，又成為現代化的加速器。忻平，同前引書，第86～88頁。　因此，從職業結構來看，儘管新中產階層從事的職業各不相同，但都源自於上海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並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變化的潮流和趨向。其中商業從業人員是第三產業中人數最多的主項，以“四大公司”為主幹的現代商業成為上海商業的基本方向，帶動著全市各類商業不斷加深現代化程度。1935年作為社會生活管理層的“黨、政、軍”及其政府相關企業中的半腦力勞動的“辦事人員及有關人員”已達到了3％以上。科技、文化、教育、衛生、體育、藝術等非物質性部類的職業人口數量已大為增加，如果加上“學界”和工商業中的白領管理人員，已接近或大於5％。同上引書，第87～88頁。　職業結構重心的變化一方面擴充套件了職業範圍，打破了單一的職業結構，另一方面導致社會流動速度加快，勞動力的垂直流動及橫向流動，最佳化了社會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配置。由於職業的獲得主要依靠自致因素，而非代際傳遞，因此職業人口中的現代性成分大大增強。正如英格爾斯所言：“在發展中國家，更加現代的機構越多，這些機構分佈越廣泛，它們的人民中就有更多的人具有我們稱之為現代的特徵。”阿列克斯·英格爾斯、戴維·H�史密斯：《從傳統到現代人——六個發展中國家的個人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第434頁。只是新興職業的發展尚未取代大量傳統的職業，正處於新舊雜陳的嬗變階段，從而具有典型的社會轉型期特徵。

中產階層的職業地位源自職業結構的變化，它取決於社會分工之下市場的需求狀況、職業的社會功能及職業本身的知識技術含量，並透過收入或報酬的量化指標顯示出地位的高下之別。戴維斯認為，與職位相聯絡的報酬大小的決定因素是：（1）對社會的功能重要性；（2）合格人員的相對稀缺。那些極其重要的和苦於缺乏合格人員的職位可以獲得最高的報酬。格爾哈斯·倫斯基：《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3頁。　在現代化的初期階段，中產階層的職業地位與經濟地位相關度甚高，並由此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狀況，由於中產階層人數不少，職業和收入往往讓一般人所羨慕，使得這一群體的發展趨向以及價值觀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可以說大於任何其他階層。

隨著上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程序加快，新興職業對合格勞動力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在20世紀20年代上海職員就業在總體上供不應求，法律顧問、律師、會計師、經理、總辦、秘書（尤其是英文秘書）、譯員、工程師、醫師、藥劑師等職業頗受青睞。對新式職業的職員（女職員除外）來說，一般不存在就業難的問題，對能較早獲得較高學歷的青年，一般不難得到優厚的收入。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45頁。1921年鄒韜奮自聖約翰大學畢業進入上海紗布交易所擔任英文秘書，月薪120元。三聯書店編《韜奮：韜奮畫傳·經歷·患難餘生記》，北京：三聯書店，2004，第147頁。　同年沈雁冰在商務印書館主編《小說月報》時，月薪已升至百元。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172頁。隨著上海教育事業的發展，教師的薪水也在增加。1927年市小學教師月薪平均41�9元，校長最高可達100元。中學教師月薪平均43�3元，校長最高可達180元。《上海市教育統計——民國十八年度》，第52、93頁。轉引自李彥榮《民國時期上海教師的薪水及其生活狀況》，南京：《民國檔案》2003年第1期，第63頁。復旦大學各科主任月薪100元，一般職員40～60元。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46頁。20～30年代因上海經濟發展對律師的巨大需求，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1928～1930年律師報酬的公費數額（指委託人按法律規定支付律師的報酬）上海為全國最高，刑事案件的第一、二審所收公費之最高額為800元，民事案件達到1500元。王申：《中國近代律師制度與律師》，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第72頁。30年代，史良開始在上海執行律師業務，辦理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