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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①在教會工作；②在西人文化機構工作；③在國人自辦的文化機構中工作；④靠知識獨立謀生。這些人只有很少幾個是上海本地人，絕大多數是從外地來到上海的。從傳統文化人到新型文化人的轉變是一個緩慢轉變、自然集結的過程。熊月之：《略論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產生與匯聚》，北京：《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第258、263～264頁。　進入20世紀後，知識分子在上海文化事業及文化市場發展的背景下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其主體意識更加強烈，體現在遷移目的性上的個體主動性更強。20～30年代遷入上海的知識分子堪稱中國文化界現代性最強、最為顯赫的一支力量，幾乎為清一色的新式知識分子，其中還包括大批學成歸來的留學生。此外在本土培養和發展起來的各類各級新式學校培養的知識分子中也充斥著大量的外地人，大中學校生源中外地學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要精確統計20～30年代上海知識分子（包括學校體制內的教師群體）的人數十分困難，有學者對此做了一個大致的估算：　1936年上海中小學教職員與新聞記者有3萬人，1946年自由職業者為53584人，1950年上海從事文化性質職業的知識分子達142942人，由此推算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識分子人數在20萬上下，如果僅以受教育程度為指標計算的話，包括其他領域知識分子，人數不會少於40萬～50萬人，甚至更多。忻平，同前引書，第132～137頁。

上述以各行業職員、科層制管理人員、政府公務員、知識分子（包括教師、自由職業者）組成的社會群體構成了中產階層的另一個主體即新中產階層——以知識和技能謀生的階層。他們與傳統老中產階層的區別，在米爾斯看來，主要在於財產關係的變化。消極地說，這是從有產到無產的轉變；積極地說，這是一種從財產到以新的軸線——職業來分層的轉變。C�賴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85頁。而無論是新中產階層還是老中產階層，他們都是上海獨特的現代化程序及社會轉型的產物，構成了上海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並給予上海近代社會變遷以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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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結構（1）

職業結構、職業地位與中產階層的生活方式

限於資料和篇幅的關係，本文對中產階層職業結構、職業地位、生活方式及群體特徵的分析僅限於新中產階層。

從上海中產階層產生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所謂新中產階層，是一個在職業、地位、收入等方面相差甚大的群體。就職業結構而言；職員通常包括了在社會科層制機構從事非體力勞動的技術管理人員和服務人員，工廠中上至廠長、工程師，下至辦公室的普通管理人員，商店裡的經理、店員、練習生，政府機關中的公務員，以及銀行從總經理到主任、辦事員等都可歸為此列，其範圍涵蓋了各種行業、各個等級。知識分子則主要指遊離於科層制以外的自由職業者如自由撰稿人（包括作家、翻譯在內）、律師、建築師以及教師、記者、編輯、醫師、會計師等等。職員與知識分子無論是職業構成還是職業特徵均有著諸多差異，之所以將他們歸之於同一個群體，根本的原因是其內在的作為一個群體必需的共同要素已經具備：那就是他們均受過較高的教育，以擁有的某項專門技能而非體力勞動服務於社會，有一個體面的職業，具有較強的現代性，其產生和發展與現代化造成的社會分工密切相關。連連，同前引書，第32頁。　涂爾幹認為，現代社會由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轉變乃是社會分工的後果，社會分工正日益成為社會秩序的基礎，表現為職業的分化以及個人活動的多樣化。隨著社會專業化程度日益提高，橫向的社會分工必然導致縱向的社會分層。當生產資料的佔有在人們收入和財富獲得過程中的意義下降，社會個體或群體以教育水平為基礎的技術水平的意義上升時，人們與生產資料的關係就不再作為界定階級屬性和社會地位的唯一標準了，而人們的職業結構及職業地位則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要素。因為社會分層及社會不平等的存在是有一個由市場需求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的對其佔有必須具備相應資格或技術水平與教育水平的職業結構。也就是說，職業分層與收入結構和財富分配結構具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職業結構和職業地位既是社會階層地位的主要標誌，也是社會分層的主要標準，併為研究上海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中產階層的社會態度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方便。

上海中產階層的職業結構和職業地位與近代上海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