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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科學新知的努力以及教化社會道德的實踐。與“重估一切價值”的五四時期相比，轉型期上海知識階層的文化活動展現出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內涵，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無論在內容、方式還是向度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不同於職員階層的保守心態和依附人格，知識階層更多的是以獨立人格和自主意識作為發展的前提條件。這一方面源於近代以來知識階層從官僚統治階級中分離出來，其讀書取仕為業的傳統角色已經消失，另一方面在於商品經濟、文化市場給他們提供了保持獨立人格所必需的生存基礎和職業基礎，並由此獲得了獨立的社會身份。正如陳明遠所指出的，“從公務員走向自由職業者”的魯迅，其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以他超越了“權”和“錢”的自由職業作為穩固的經濟保障的。陳明遠，同前引書，第160～161頁。

其次，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知識階層將文化的主體意識與社會改造、社會運動相結合，將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與救亡禦侮的現實相勾連，表現出一以貫之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雖然他們與職員階層同屬中產階層，但兩者在政治態度、價值觀以及社會意識等方面卻有著明顯的差異。知識分子作為一種多重複合體，既是中國社會現代素質最高的群體，具備了西方知識分子“按自己理性行事應當成為行為的基本準則”（康德）的理性人格，並要求將此外化為獨立的社會人格來改造社會，又深受傳統倫理道德的濡染，時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規範自我。圍繞這一切的社會行為與目標取向均指向了現代化，哪怕他們既無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又無現代法理與民主機制的保障。因此，從五四時期到30年代，知識階層走過了一條從改造傳統文化到改造整個社會之路。忻平，同前引書，第139～140頁。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由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並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第一批黨員53人中有據可考的為44人，其中教授7人，編輯、翻譯、記者7人，律師1人，國民黨左派1人，中小學教師6人，留學生6人（內勤工儉學4人），大學生10人，中學生5人，工人只有1人，平均年齡不到26歲。王來棣：《關於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幾個問題》，杭州：《浙江學刊》1981年第3期，第12頁。關於工人人數，另有2人之說，見劉吉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72頁。雖然對於大部分知識分子而言，改造社會之路在1927年已經幻滅，但此後眾多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和實踐，卻依然貫穿著同樣的目標指向，表現為以群體效應發揮角色功能的理性選擇行為。1930年魯迅、田漢、郁達夫等人簽署成立的中國自由大同盟公開發表了“不自由、毋寧死”的自由宣言；胡適和新月社同人以爭取現代人權與思想言論為目標，把矛頭指向了國民黨當局；1930年“左聯”的成立，更是把知識分子透過文化活動改造中國的群體效應發揮到極致，形成了政治活動處於低潮而文化活動進入高潮的巨大反差，文化實踐事實上成了知識階層干預和改造社會的最具優勢和效能的途徑。忻平，同前引書，第143～144頁。

其三，由上述特徵所決定的是知識階層發展的指向基本以外在的社會矛盾的更替與演化為槓桿，其作為“社會良知”的責任感往往演化為強烈的時代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進入社會後，就逐步放棄自我認同，為改造社會服務的直接功利性將其文化傳播的社會化過程流失為一種文化意識及個體價值的湮沒過程。放棄超越時代的自我追求以適應時代作為一種社會期望與社會認同，規定了知識階層的目標期望與行為選擇，表明了以超越精神為核心的知識分子本質規定與中國社會現實存在的巨大沖突，使知識分子始終處於欲實現社會整體改造而不能、欲實現自我文化認同又不為時代所容的矛盾之中。歐陽哲生：《近代知識分子的歷史選擇》，長春：《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3期，第87頁；忻平，同前引書，第146～148頁。　魯迅體察到了知識分子這種難以避免的命運，“在革命時代是注重實行的，動的；思想還在其次，直白地說：或者倒有害。”因此，“知識階級能否存在還是個問題。知識和強力是衝突的，不能並立的；強力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因為這能使能力分散。”正因如此，知識階級“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們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