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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滿，在尊卑、貧富、權勢和良心之間察言觀色，小心翼翼地維持和拓展生存空間。”###：《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第160頁。　30年代進行的“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調查顯示：在外商企業工作的中國職員，薪金雖然一般比舊式商店要高些，但企業內的高階職員大都用洋人，其薪水要比中國職員的薪水高出四五倍，多至十餘倍，日常享用為中國職員所望塵莫及，而公事上又對中國職員頤指氣使，實足顯出“洋大人”的威風。中國職員一方面感到洋行員的生活比華商機關要好些，因而死心塌地地為其做事，另一方面高階職員多用外國人，這使中國職員永久處於被指揮的地位。這些由外國人設立的訓練洋行員的學校裡出來的學生，其特點：一是懂外語，但不能掌握職業上的技術；二是雖懂外語，但不會利用這一工具去學習，對國際貿易、金融、產業等等，都沒有什麼瞭解；三是雖對外國人有些憤怒，但民族革命意識並不很高；四是因為職業地位相對穩固，因而進取心較少。朱邦興等，同前引書，第709～710頁。這種典型的滿足於助手和僕從角色的心態，使得現代社會要求的獨立人格意識與不惜委曲求全保全職業的生存態度之間產生了深深的人格裂痕，進而造成現代社會健全人格所應具備的基本品格在職員階層中的嚴重缺損。

由於上海中產階層的產生是在一個後發生型的國家裡，他們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差異與距離，與西方國家相比顯得尤其大。作為僱傭勞動者，他們雖然內心常常傾向於被僱傭的工人，但其學識、教養、技能、地位又明顯高於工人，當勞資雙方發生糾紛而涉及其利益時，感情的天平又往往偏向資方。忻平，同前引書，第128～129頁。這其中既是職業地位和社會地位所造就的階級區隔的作用，同時更是職業生存環境壓力及個體的無自主性狀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由於工人和職員的來源不同，前者多來自貧農家庭，後者多出於地主、富農家庭，同時也因為兩者之間所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加之在產業落後的中國，職員與資本家之間所保持的封建關係更濃厚些，以致經濟上的統治者，容易故意把工人與職員劃分開來，以便駕馭職員去統治工人，也足以加深工人與職員兩者之間的距離。例如在一些企業，故意將工人與職員區分開來，禁止職員與工人來往、談話、交際。因此，一般工人不是仇視職員便是對職員客氣。仇視是因為職員處處幫助廠長、經理來剝削他們；客氣則是因為職員是社會上好似高人一等的人物。至於職員，也有人把工人看得比自己低下，而不管自己的經濟狀況有時還不及工人。朱邦興等，同前引書，第700～701頁。可見，在一個後發生型的現代化社會里，中產階層承載著比西方中產階層更多的重負和壓力，科層制的控制、外來勢力的壓迫、封建性的依附等等足以使他嚴守潔身自好、明哲保身的行為價值取向，小心翼翼地避開各種是非糾紛的旋渦，從而保住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動力也是最後的希望所在——職業地位的升遷和職業報酬的提高。

上海中產階層的群體特徵分析（3）

知識階層

龐大的具有現代專業文化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與日益增多的現代文化機構密切相關，截至抗戰前，上海已有1214所大中小學校，幾十所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幾十家廣播電臺，幾十家電影公司，上百家出版機構與醫院，上千家報紙雜誌社、通訊社等。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壯大，為城市的現代文化設施與日益擴大的社會文化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資源。巨大的供需市場結構使知識分子具有特殊的優勢介入社會，成為促進上海城市現代化的生力軍。忻平，同前引書，第137頁。

作為知識階層，其首要特徵是以知識求生存，以文化求發展，將本能的個人謀生行為上升為一個階層自覺的現代社會實踐。同上引書，第137頁。在歐洲，只有當庇護人制度開始衰落，在17和18世紀出現了需求知識產品的更為廣大的公眾之時，具有自我意識的知識分子群體才有可能蓬勃發展。劉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前言第6頁。　同樣，伴隨著上海社會轉型和文化商業市場的發育，從傳統社會中心退居邊緣的知識階層，卻因現代社會的發展促成了他們在文化傳播事業中的主體地位和巨大功績。透過各種文化活動包括對大眾傳媒話語權的爭取以求得生存和發展的知識階層，在這一過程中確立起現代化啟蒙者的角色定位以及獨立人格。其文化自覺表現為文化主體意識的樹立，現代社會準則的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