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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企業家的合法勞動者地位、明確企業家的社會貢獻，實踐中吸引民營企業家入黨、參加政府機構等，但是馬上就出現了企業家的角色認識不清及紅頂實業家、權錢交易的問題，政府如何擺正與中產階層特別是新階層的關係、如何真正發揮他們的作用，這需要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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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產階層的政治參與熱情

在社會發展歷程中，中產階層更多地表現為一個變數：保守或活躍、冷漠或激進、變革或革命、搖擺或堅定、破壞或建設、責任感或趨利性。把握中產階層的政治參與，有必要分析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前衛、後衛問題和政治冷漠現象　。

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前衛、後衛問題

在決定中產階層行動取向的社會情景中，特別需要強調現有政治秩序的靈活性。如果現有政治秩序可以與中產階層產生良性互動，就可以削弱來自底層的壓力，對階層衝突起到緩衝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沒有為中產階層的期望留下容納空間，則很容易將中產階層推到政治秩序的對立面，成為社會底層的同盟，變成了政治變遷的“　推動器”。

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其實是個歷時空的問題，當中產階層已經發展成為足夠強大，它是任何暴力和暴政的天然敵人，會成為社會穩定器。否則中產階層就是無足輕重的，談不上維護政治穩定。亞里士多德也承認，如果要保持城邦穩定，“中產階層最強大時可以強到超過其餘兩個階層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話，至少也應超過任一其餘的階層”。亞里士多德，同前引書，第209頁。而中產階層的利益期望一旦沒有得到了社會容納，中產階層可能扮演變革甚至革命的角色。所以，得出中產階層維護政治穩定的結論，其分析往往是針對特定的時代背景。

而且即使在同一個社會中，中產階層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會有很大的結構變遷。馬克思將中產階層歸納為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其實那是歐洲一個世紀之前的舊中產階層。米爾斯將舊中產階層概括為“小企業家的世界”，而新中產階層則是“　白領世界”，其構成複雜，包括政府管理人員、大公司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醫生、律師、知識分子、市場銷售人員、文秘人員等。

如果說中產階層有更多的理性，這種理性就體現為計算得失和自知之明。即使它有期望張力，在採取行動前也會比較審慎。在其力量單薄時，更加劇了這種謹慎態度。其他主要衝突階層的實力對比，可以決定中產階層偏向哪一邊，這就是中產階層被人詬病的搖擺性。同時，如果現有秩序的維持者力量足夠強大，或力量對比並不清晰，或任何衝突一方的勝出都不會為其帶來好處，中產階層還可能採取觀望的態度，這就是所謂的政治冷漠。張偉：《中產階層與政治秩序》，《江漢論壇》2004年第1期，第7頁。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後衛姿態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事實上，在早期歐洲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中產階層獲得的財產上的私有性、市場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參與性一直是政治前衛的結果，歐洲市民社會的健康形成與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前衛姿態不無聯絡。正是在由中產階層組成的市民社會和國家的衝突中，歐洲實現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嚴格說來，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後衛姿態，最初是在美國塑造的。用托克維爾的觀點，即沒有強大的鄰邦，也沒有統攝全國的無所不能的首都，同樣沒有鉅額的稅收、龐大的軍隊和偉大的將軍，就不會產生將全國人民的命運交給一部分人的危險。周曉虹：《中產階級：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第42頁。

對中產階層的政治冷漠的探討

政治冷漠是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參與程度明顯低於政治發展需要和政治發展水平，它的明顯表現是大量的群體遊離於現實政治的意志之外。政治冷漠由來已久，即便在政治熱情空前高漲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把那時的人總結為“天生的政治動物”時，為了保證足夠的人出席全體會議，警察要拿著浸了溼油漆的鞭子把人們趕向普尼克斯山。公民政治參與程度直接與各個團體所獲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成正比。社會和經濟地位上優勢越大；則公民政治投入的程度就越強烈、越廣泛，而低地位群體則傾向於不參加正規組織、很少定期閱讀書刊，不瞭解社會事務；不願參加投票。中產階層的政治冷漠一直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熱門話題，對政治事件的不關心和對選舉的乏味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

在我國的近期研究中，我們也發現政治冷漠現象的存在。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