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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夢想著蘇聯。聽到誰誰到蘇聯留學或者訪問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羨慕得流淚。

那時候我想，人活一輩子，能去一趟蘇聯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蘇聯，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開始我的處女作《　青春萬歲　》的寫作，我當時有一種隱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會獲得巨大的成功，從而我有可能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由於這個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議、也太一廂情願了，所以我不敢、更羞於認真想下去。

三十年後我真的到了蘇聯，竟也真的和《　青春萬歲　》有關。《　青春萬歲　》改編成了電影，電影參加塔什干電影節的正式演出。

而我這個並不怎麼懂電影、也沒有認真領會過蘇聯朋友動輒提起的列寧關於電影的重要性的論斷的人，是作為中國電影代表團團長來到蘇聯的。

陰差陽錯，歪打正著。歷史常常和人開玩笑，你原來想進這個房間，卻進入到那個房間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 薩特闊　》。那時一切蘇聯電影包括反特片與馴獸片一律令我傾倒。《 薩特闊　》裡有一段俄羅斯大地、俄羅斯田野的空鏡頭，伴著又寂寞、又遼闊，充滿熱戀和憂思的俄羅斯民歌女聲領唱。這畫面和這歌聲是那樣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種不可言狀的、像是在野外觀看夕陽落山一樣的激動。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論今後發生什麼事情，天空出現什麼風雲，都無法改變也無法抹殺我對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愛。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那樣一種預感。

蘇聯人民也沒有忘記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對現實地說著五十年代。

訪蘇心潮（10）

一位女漢學家與《　青春萬歲　》的導演、我們代表團的黃蜀芹同志談起影片來，她問：“你們怎麼會現在拍這樣的片子？拍這樣的片子會對你們個人有什麼影響？”

這問題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們掌握的資訊（　這位女漢學家去年秋天訪問過中國　），也按照她們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我在中篇小說《　相見時難　》裡曾經寫過，中國是這樣偉大、深邃、痛苦，簡直是深不見底。許多指手畫腳地議論中國的人，其實還沒摸著它的邊呢。

黃蜀芹同志回答這位蘇聯女漢學家說：“我們覺得五十年代的許多東西還是好的，雖然那時也有幼稚和簡單的地方。”

女漢學家爭辯說：“我不同意說那是幼稚和簡單，那是美好的心靈嘛！”

謝謝了。

有一位詩人不斷地到飯店看望中國藝術家。他胸前彆著不少勳章綬帶。他說，他是《　莫斯科—北京　》這首歌的詞作者。他把他作詞的另一首歌頌中蘇友誼的歌曲的影印件（　上面有歌詞的漢譯　）拿給我們。他不斷地說：“斯大林！毛澤東！”興奮異常。

近兩年，中蘇民間往來有了一些恢復。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蘇聯留學的中國學者、專家，去了蘇聯，總要到他們曾經就學的母校去看望老師和同學。他們給我講述過這種返校的場面，夾道歡迎，獻花，然後是抱頭痛哭。久別重逢，哭那失去的時光，也哭蘇中關係的現狀。有的蘇聯朋友邊哭邊說：還以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們了，聽說十年期間把留蘇人員全部槍殺了。也有的邊哭邊問：“為什麼我們兩國關係壞成了這個樣子？”

對於絕大多數蘇聯老百姓來說，這個問題簡直是個謎。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壓低聲音問我們：“怎麼樣？現在我們兩國關係好一點了麼？”當獲得肯定以後，她欣慰地說：“這就好，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頭，我們與兩位個子高高的、身著深色連衣裙的中年婦女攀談起來。她們自我介紹說是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們說：“聽說中國客人要來，我們都高興極了，我們就盼著我們的交往能夠恢復！”

也有的蘇聯人向我們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比如說有人問我（　同樣壓低了聲音，不知為什麼　）：“你們怎麼看待列寧，你們國家有沒有列寧的雕像？”我說：“列寧當然是偉大的革命導師，他領導的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程序。每逢重大節日，天安門廣場要懸掛馬、恩、列、斯的照片。至於雕像，不多，因為中國的城市雕塑本來就很少。”我本來還想談一點我對建雕像的看法，但為了尊重蘇聯人民的感情，便沒有多嘴。提問的人聽了我的回答，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