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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老一些的詩人氣沖沖地說:“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詩歌嘛,就應該有詩歌的規矩,要麼你就不叫詩歌,你要真正地反傳統,乾脆就不要漢語了嘛,因為漢語有它自身的意蘊,這是千百年來由漢人給它注入了一種精神,一種生命,你要反傳統,反的是哪個傳統,是漢語語言的傳統,還是什麼?我不明白。我看了這裡面被標榜為真正的後現代或者叫工業詩的那些東西,充其量就寫了些前人沒有寫的東西,只不過在內容上有拓新而已,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嗎?沒有。再說,那些拓新也是值得推敲的,我看他們是什麼最讓人噁心,他們就寫什麼,我看直接叫《噁心》好了,就不要叫什麼《非詩》。”
場子有點冷。莫非卻很熱,他又請出一位批評家來。無非是中和了所有人的言論,圓了場而已。張維在心中罵道:“什麼東西嘛!”
最後,莫非自己宣讀了《非詩》的刊首語,他說,這是“非詩派”的宣言,“非詩派”所要進行的不僅僅是一場詩歌中的革命,它還是一場文學運動,思想運動。“非詩派”著意要進行的是把那些傳統的形而上的詩歌統統槍斃,把那些以政治為背景的詩打腫臉,把那些自以為詩的小傳統詩歌全部消滅,從而喚醒人性的詩,更為自由的詩。
一個上午就這麼過去了,下午的時候,才是正式發言。第一個發言的就是張維。張維準備得很充分。他沒有從詩歌本身的角度來分析和批評,而是從哲學的角度對當代詩歌以及文學進行了一次深入的分析和批評。張維的題目是《迷失自我的當代詩歌》,所以他批評的不僅僅是“非詩派”,還有其他各種詩派。張維說:
“為什麼中國的詩歌從20世紀以來一直處於一種實驗詩階段,特別是20世紀初和80年代以後,因為中國的詩歌受到了世界詩潮的影響,‘非詩派’也是受其影響的結果。為什麼中國的詩歌一直跟著所謂的世界詩潮跑呢?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不但要學人家,就是文化上也是在學人家,這是文化上的進化論主義,是弱肉強食的道理。這就是迷失,文化上的迷失。中國的詩人在進行一場什麼樣的爭論呢?那就是誰學得更像西方一些,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什麼了。反傳統,反傳統,中國的詩人對中國的傳統瞭解多少呢?我們在座的大多數人都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幾個讀過中國聖賢的書呢?據我所知,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學中文的,那麼,我問你們,你們讀過多少中國的古書呢?從打倒孔家店以後,中國的傳統文化就一直未能張揚開來,請看看中國近百年來的文學,有多少有中國傳統文化意蘊的作品?早就失去了傳統,現在還提什麼反傳統?傳統在哪裡?所以現在的反傳統從某種意義上反的還是西方來的傳統,而且也是小傳統,不是人家的大傳統……”
張維越說越激動,他從俄國形式主義和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開始,到艾略特和蘭色姆的新批評理論,再到海德格爾和赫爾德林的存在主義詩學,一直到結構主義、符號學和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一一對應了當代詩歌美學的追求,幾乎將所有的詩歌流派都提到了,最後,他環顧四周,發現所有的人都用眼睛瞪著他,他徹底地憤怒了。
張維發完言後,只聽到幾個人在鼓掌。他坐到座位上時,看到任世雄還在拍手。他感到悲哀。沒想到,張維的發言結束後,剩下的發言都對著張維來了。最後的爭論歸結到一點,就是應不應該跟著西方人走,西方文化是否比中國文化優秀。使張維無法想像的,莫非竟然是第一個站出來說西方文化就是比我們好的人,他舉了個例子倒把大家搞愣了。他說:“馬克思主義不就是從歐洲來的嗎?它一樣改變了中國的命運。”誰也不說話了。
自然,最後的爭論剩下了兩個人,莫非和張維。其他人都聽著。
莫非看了看大家,說:“張維說了半天,都是避開詩歌本身未談,而扯到哲學上,我想問問詩人張維,你認為當下的詩歌應該怎麼走?”
所有的人都看著張維,任世雄也看著張維。這是當今詩界最有爭議的問題,誰也沒有一個定論。
張維說:“凡是稍稍入道的人都知道,詩的功夫在詩外,這詩外指的是什麼?無非就是內涵和意境而已,而內涵和意境又是什麼呢?是哲學意蘊。要談人的自由,要談人性的詩,不談哲學談什麼?至於問我當下的詩歌怎麼走,我倒是有個奉勸,無論形式上怎麼變化,也無論內容上怎麼革新,有一點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地思考,那就是怎樣把我們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完全地結合到一起,而不要只學那西方的,忘了我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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