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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超宣傳維新變法的活動中，被迫表態支援維新變法活動。康有為曾經向光緒帝推薦過袁世凱，說他是個瞭解洋務又主張變法的新派軍人，如果有他參與，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緒帝認為變法要成功，非有軍人的支援不可，於是在北京召見了袁世凱，封給他侍郎的官銜，旨在拉攏袁世凱，為自己效力。

當時康有為等人認為，要使變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殺掉榮祿。而能夠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凱。

譚嗣同深夜密訪袁世凱說：“現在榮祿他們想廢掉皇帝，你應該用你的兵力，殺掉榮祿，再發兵包圍頤和園。事成之後，皇上掌握大權，清除那些老朽守舊的臣子，那時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凱說：“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幹。”譚嗣同又說：“別人還好對付。榮祿不是等閒之輩，殺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凱說：“這有什麼難的？殺榮祿就像殺一條狗一樣！”譚嗣同著急地說：“那我們現在就決定如何行動，我馬上向皇上報告。”袁世凱想了想說：“那太倉促了，我指揮的軍隊的槍彈火藥都在榮祿手裡，有不少軍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換軍官，準備槍彈，才能行事。”譚嗣同沒有辦法，只好同意。

袁世凱是個心計多端善於看風使舵的人，康有為和譚嗣同都沒有看透他。袁世凱雖然表示忠於光緒皇帝，但是他心裡明白掌握實權的還是太后，於是又和慈禧的心腹們勾搭上了。不久後他更加相信帝后爭鬥帝必敗，於是他決定先穩住譚嗣同，再向榮祿告密維新派的行動。

他把譚嗣同夜訪的情況一字不漏地告訴榮祿。榮祿嚇得當天就到北京頤和園面見慈禧，報告光緒帝如何要搶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剛亮，慈禧怒衝衝地進了皇宮，把光緒帝帶到瀛臺幽禁起來，接著下令廢除變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維新變法人士和官員。變法經過１０３天最後失敗。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康廣仁、楊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頭。

變臉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瞭解他們。他們慣會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過河拆橋，不擇手段。他們很懂得什麼時候與你唱和，什麼時候撕破臉皮；何時笑臉逢迎，何時又冷酷無情。他們在你春風得意時，即使不久前還是“狗眼看人低”，馬上便會跟著你屁股後轉；而當你遭受挫折，陷入困境後，則會避而遠之，滿臉不屑的神氣，甚至會落井下石。袁世凱這類奸雄式小人，為邀功請賞，飛黃騰達，更不惜讓人掉腦袋。但袁世凱雖得意一時，但他逆時代潮流而行，目光短淺，最後還是以身敗名裂告終。

把一切價值等同於錢是有害的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

君子通曉的是仁義，小人通曉的是私利。在孔子的思想中，利和義是相對的。孔子曾說：“見利思義。”見利能夠想到義是君子的行為，見利而不顧義是小人的行為。行事要合道義，不合道義的事君子不為。

《左傳》上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個人只顧利而不注意義，必然是自取滅亡之道。《墨子》上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義，天下之良寶也”。宋代蘇洵曾說過“義利、利義相為用”的話，蘇軾在《思堂記》中寫道：“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

我們的老祖宗非常看重義，不僅提出“見利思義”，而且往往把義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歐陽修說：“寧為義死不苟利生，而視死如歸。”王定保《唐摭言》：“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等等不勝列舉。

在孔子的心目中，這是一把用來衡量君子與小人的尺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今天商海泛舟的弄潮兒，對於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聖人的這把尺子，你把握住了沒有？

孔子提倡中庸，他對人非常瞭解的──在不同的價值標準並存的過渡時期，他率先要求新的以道德學問取代權位財富為標準的君子小人觀，固然主要是認識基礎上的理性思考，也還有個切膚之痛的感情問題。孔子三歲喪父，孤兒寡母，離家出走，被社會冷落和遺棄，歷盡艱辛，“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激起了他對小人的不滿，對公道、正義社會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道）。”在他以“年少好禮”知名，且以教書為生以後，還遭到上層社會的歧視和拒斥，《史記·孔子世家》上寫道：“孔子要至，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舊的等級觀念扼殺新生力量，使其感觸很深。所以孔子是不會與那幫開口閉口就是錢財、趨利避害的小人交往的，而要與志同道合的君子往來。

道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