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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扇的軍師謀士和帶兵打仗的人不一樣，張良、諸葛亮型的人，古人叫“畫策臣”，現在叫參謀，他們都是很有知識的人，很會動腦筋的人。現代指揮人員，也是從軍校畢業。兵書的作者還是要有點文化。它的讀者，也有一些是文人，特別是關心軍事的文人。

文人讀《孫子》，特點是咬文嚼字，一字一句，摳得細，講解詞義，分析內容，比軍人強。他們喜歡讀有注的《孫子》。比如，宋代的《十一家注孫子》，蒐集歷代註解，就是文人的讀物。其中很多注，都是文人寫的，或很有文化的人寫的。舊注，唐四家的杜牧，宋四家的梅堯臣，都是有名的文人。

文人談兵，大家喜歡說“書生之見，紙上談兵”，明清小說經常這麼講，意思是，文人不懂軍事，只會說，不會幹。這種說法，很明顯是貶義，但它出現比較晚，明清以前，好像沒有這種說法。什麼叫“紙上談兵”？大家舉例，總是拿趙括當典型。司馬遷說，趙括的爸爸趙奢是趙國的名將，秦國怕他。趙括從小讀兵書，談起軍事，以為天下沒人比得上他。他和他爸爸辯論，他爸爸都辯不過他。但他爸爸看得很清楚，兵事兇險，這小子太狂，把它看輕了，並不認為他真懂兵法。趙奢死後，秦國散佈謠言，說我們最怕趙括子承父業當將軍，使趙國上當。他媽媽勸趙王千萬不要讓他當將軍，趙國的另一位大將廉頗也說，他是“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都不同意讓他當將軍，但趙王不聽，結果就發生了秦軍敗趙於長平，40萬人被活埋的慘劇（《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趙括光會讀書，沒有帶兵和實戰的經驗，隨便換人，隨便改規矩，又不知道怎麼應付戰場上的千變萬化，誤不在書而在用。文人好讀書，但照搬書本的，未必是文人。從早期制度看，肯定不是文人。趙括是世將，不是書生。文人，只要不心血來潮，投筆從戎，是插不上手，也負不起責的。魏源說，“今日動笑紙上譚兵，不知紙上之功，即有深淺，有一二分之見，有六七分之見，有十分之見”（《聖武記》卷十二）。兵書都是“紙上談兵”（但趙括的時代還沒有紙），有的寫得好一點，有的寫得差一點，關鍵是怎麼用。書是書，用是用，不能混為一談。

文人談兵，害國誤國，也有。但作用一般是間接的，主要問題出在政治，出在政治上的瞎指揮。這種問題，宋以來最突出。

第二講　怎樣讀《孫子》（2）

宋代有意思。宋太祖出身軍人，赳赳武夫，馬上得天下，反而提倡偃武修文。他是有感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兵連禍結，對國家為害太大，才痛下決心，讓筆桿子管槍桿子。以文制武，以文代武，就是當時的“政治掛帥”。明代，太監當政委，也是宋代就有的制度。文人不懂軍事，但比軍人懂政治。亂世靠軍人，承平靠文人。承平之世，軍隊的作用是警察，分散各地，用於剿匪，維持治安，這是雙刃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岳飛冤死風波亭，就是“杯酒釋兵權”的歷史遺產。宋代的安定團結是獲福於此，屢戰屢敗也是埋禍於此。問題最大是中御之患。宋代猜忌武人，監視武人，什麼都不放心，臨陣才授錦囊妙計和陣圖，能不打敗仗？

宋代，朝廷重視軍事，是被逼無奈。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元昊稱帝，從此邊患無窮，才出現“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宋代註解《孫子》的，很多都是那時的文臣（《郡齋讀書志》卷十四）。慶曆三年（1043年），立武學，刻《武經總要》，也是針對邊患。立武學屬於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當時，文臣搗亂，說學學古名將就得了，何必讀兵書，故武學三個月就被撤銷。《武經總要》是曾公亮和丁度編的，他們也是文臣。

宋神宗於熙寧五年（1072年）再立武學，是第二遍。《武經七書》就是武學的教本。宋神宗元豐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朱服、何去非奉命校刻《武經七書》，他們也是文臣。當時，武學歸國子監管。朱服是國子司業，相當於今###的副部長。何去非是武學博士，相當於今軍事科學院的教授。何去非寫《何博士備論》，是講當時的“政治掛帥”，深得蘇軾賞識，但他並不安於本職工作，兩次請蘇軾上書，推薦他轉文職。宋以來，文人在武人之上，武舉和文舉沒法比。文人談兵，注重治兵，講來講去，無非是士兵要聽將領的話，將領要聽天子的話，一切命令聽指揮。當時，刻《武經》，立武舉，是模仿讀書人。但罵《孫子》無用、兵書無用的也是讀書人。軍人不讀書是不行了，但兵書和打仗脫節是大問題。打仗是一回事，武器、制度、訓練，是新一套；讀書